第四百七十五章 不断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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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已经开始准备全面侵华，除了挑起绥远争端，小鬼子在这一年不断的增兵华北，把手伸向了华北各战略要点。
1936年7月下旬，日本华夏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强行进驻丰台。
8月31日，日本侨民森川太郎无礼挑衅，闯入丰台华夏第29军37师222团1营兵营，被华夏士兵殴打至伤。
日本方面以此为借口，要求华夏军队撤出丰台。
9月18日下午6时，丰台华夏驻军第5连，在野外演习归途中，与一个中队的日军迎面相遇，各不相让。日军小队长岩井少尉策马冲进华夏军队队列，华夏军队忍无可忍，遂以枪托击马。
日军中队长下令包围华夏军队，并扣留了前来交涉的华夏军队连长。
华夏官兵见状，个个义愤填膺，与日军列阵对峙。
不久，日军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率领第1大队从北平驰援丰台日军，在丰台附近的大井村，与华夏军队发生冲突。华夏军队毫不相让，当即开枪回击。
这时，宋哲元一面命令丰台华夏驻军停火，一面派出代表与日军交涉。19日晨，华日双方达成协议：华夏军队指挥官向日军道歉，华夏军队撤离丰台两公里以外。
19日上午，华夏军队被迫撤出丰台，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这次日军制造的第二次丰台事件，终于使日军达到了独占丰台的目的。
丰台位于北平南郊，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是平津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丰台不是《辛丑条约》指定的各国驻兵地点，日军强占丰台，无疑是对华夏主权新的侵犯，使驻守平津地区的华夏第29军处于被日军包围的危险境地。
丰台是战略上的交通要地，是平汉、天津、北平各地的铁路交叉点，军事地位极高。
日军占领丰台，尤如卡住了平津地区华夏军队的脖子，为其下一步侵略行动夺取了有利的战略据点，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
日本人为夺得华北这块进军整个华夏大陆的桥头堡，可以说在各方面都下了大力。当时，平津不但驻扎着大量的日本驻屯军，还设置了机构庞大的特务机关。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和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抓紧军事备战的同时，通过各种手段软化驻华北的华夏唯一一支军队29军。
“不战而屈人之兵”，日本人对华夏军事鼻祖孙子的这句名言理解得相当透彻。与日本人虚意周旋的29军官兵，骨子里不乏华夏男儿堂堂志气，这就难免与日军发生冲突。当时，在北平还曾上演过一场“新鸿门宴”。
1936年6月6日上午，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华日两军联欢会在一阵相互暗中叫劲的紧张气氛中进行着。10席大桌上，坐着华夏方面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驻北平团以上军官及北平名流吴佩孚、张怀芝等40多人；而日军方面入席的，有驻北平的边村旅团长以下30多名军官。
开筵前，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首先讲话，大谈华日两国同族同文，应致力亲善，共同繁荣。对此，日方首席长官旅团长边村少将似乎也不反对，在接下来的讲话中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但讲话中要求华夏方面取缔GC主义、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对日本的亲善，则又本能地透出其反客为主的咄咄*人之势。
酒过三巡，日军顾问松岛在华夏军官们诧异的目光中走到大厅ZY，跳起了日本舞蹈。不知是跳得兴起还是早有预谋，停下舞步后，松岛又在华夏军人面前舞起了刀。
华夏军官见状，血往上涌，个个义愤填膺。宴会气氛早已失却欢快，变得紧张起来。
日本人却未罢手。松岛退下，又有3个日军官跳上一张空桌，吼起了令华夏人无法听懂的日本歌。边唱还边对着华夏军官们指指划划，公然挑衅。
29军官兵不乏血性男儿。长城抗战，他们曾以大刀砍杀出华夏人的威风。日本人今日所以有所顾忌，正是由于当年的长城抗战。眼下见日本人如此张狂，终于有人不顾军长递过的眼色，站了出来。
首先站出来的，是冯治安师110旅旅长何基沣将军。他三步并作两步，敏捷地纵身跃上桌子，高放歌喉唱起了一支黄族歌，以示应战。大厅里一时很静，只有何基沣粗犷的歌声绕梁回荡：“黄族人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伯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
不知何时，台下华夏军官们已随声唱起了这激昂的歌。这当口，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凑近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耳语道：“事急矣，你是打拳，还是耍刀？”
西北军猛将董升堂毫不含糊，开口道：“先打拳，后耍刀。”说罢，董升堂跃出圈子，打了一套流行于西北军中的拳术。
其后，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选少将也打了一套漂亮的花拳。源远流长的华夏武术，远非日本人所能比。
气焰嚣张的日本军被镇住了。
几个初到华夏的日军下级军官似乎并不服气，又跳出来耍起了日本人的剑术。
这几个年轻尉官不知深浅，其劈、刺动作总是指向华夏军官，显得极缺教养。董升堂这时不知从哪儿找来一片大刀，呼呼作响、刀刀带风地舞将起来。
董升堂的大刀，又勾起了不少在座的日本军官对当年喜峰口华夏军大刀阵的可怕回忆。董升堂入座，李致远手*刚刚打成的“柳叶刀”，扑进大厅ZY，来了套十分叫座的“滚堂刀”。
李致远从10岁起就在练这套刀法，所以舞起来既精又猛，毫不费力，把在座的日本军官都看傻了。
武戏到此收场，日本人寻衅施威，却没在华夏军人面前讨得半点便宜。见武的不行，日军中几个略通书法者又提出比比书法，想在文戏上压华夏军人。
这更是班门弄斧，就在日本人对着自己的“杰作”洋洋得意之时，坐在一旁的北平名流吴佩孚出场了。就见他当众挥笔，一笔独成一行，转眼便展开了一个大条幅。吴佩孚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一行醉笔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那几个沉不住气的日本军官竟动起了手，急欲把这件精品收归己有。
场内一时有些乱。这时，几个日本军官冲出桌席，直奔最高长官就坐的ZX，吆喝着把宋哲元、秦德纯一一高举起来，口中还大喝着号子。
见此情景，10多个华夏军队的旅、团长们互递眼色，也冲至主桌，连拉带拽地拖出边村旅团长和松岛顾问，吆喝着把两人抛向了空中，接住再抛起……。
会场空气一时万分紧张，双方如临大敌，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关键时刻，宋哲元见气氛不对，急忙开口，再次强调华日应该亲善，并夸张地赞扬了这次联欢会的圆满。日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也以类似的口吻作了最后总结，并建议类似的联欢活动今后常搞。
众人不欢而散。联欢会不但未使双方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反而加剧了华北地区华日两军的敌对紧张状态。回去的路上，何基沣小声地对身边的冯治安师长嘀咕道：“日本人绝不是善人，这一仗早晚要打。”
冯治安瞪了对方一眼，叹口气道：“别说了！这种事还是别发生为好。唉，只怕这一天来到时，我们还是这么被动。华北要是变成东北，那我们将何以面对国人，面对祖宗？！”
1937年，一场政治变革和军事危机降临在了华夏大地上。
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爆发促进了华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华夏在被日本军国主义欺压多年之后，终于进入了战争准备状态。这时，蒋光头和南京国民ZF才发现多年的内战和“WJ”H军，已使国内财政拮据、国防废弛，军队乌七八糟毫无战斗力。
为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华日全面大战，蒋光头下令紧急整顿军备，整编国民D200万编制杂乱、缺乏训练的庞大陆军。但日本人似乎不愿错过时机，不愿给南京ZF赢得喘息的时间。
他们一面在外交上对南京ZF频频施压，以谋求更多的在华权益，一面在华北、在这片日本人涉足最深的地方加紧战备。关东军大批越过长城各口、虎视关内，虎视华北。
日本朝鲜驻屯军似乎并不满足于仅仅维持朝鲜的统治。也在鸭绿江畔蠢蠢欲动，几个师团的演习方案总是以华北、以华夏内地为背景。
1937年上半年，日本国内各港口也多为军方征用。一船船士兵、装备及军用物资装上卸下，煞是忙碌。日本国内正马不停蹄地开始向战时体制转变。
1937年4月底，日军华夏驻屯军开始在华北频繁地举行演习。演习从最初的白天发展到黑夜，直至后来的彻夜不断。
演习环境也由一般的室内发展到室外，直至直接以宛平城等为攻击目标进行演练，枪弹也由最初的虚弹发展到实弹。
丰台、宛平一带，一时枪声不绝、杀声不断。平、津其他地带，日军非法演习等军事活动也是日甚一日，平津、华北，一时像是被置于一只硕大的火药桶上，随时都有天崩地裂般爆炸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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