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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七十六章 抗战指导思想


山雨欲来风满楼。日军在华夏东北停止大规模侵略战争后不足6个年头,又把战争的巨大炮口瞄向了平津,瞄向了华北。华北上空一时战云蔽日,硝烟翻滚。

        面对日本制造的巨大压力,蒋光头命令李卫东,去平津地区指导第二十九军备战。

        此时的李卫东,因为在西安事件中的表现,已经升任军部副总参谋长一职。

        在去北平之前,在南京,蒋光头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

        参加会议者,军事顾问蒋百里先生,参谋总长何应钦,参谋副长,白崇禧,以及刚刚晋升参谋副长的李卫东。

        会议主要讨论,蒋百里先生刚刚出版的军事著作《国防论》。

        蒋百里,原名蒋方震,字百里,与广东李浴日、云南杨杰同为华夏军事学巨擘,驰名海内外。

        18.94年的甲午战争,激发了蒋百里的爱国热情,他小小年纪便关心国家大事,诚如其言:“就是甲午战争,从此刺激了我的新知识,我学会了看报”,“从此,平壤、牙山、大东沟、九连城、威海卫、刘公岛等地名就时常挂在嘴边。”

        1901年蒋百里东渡扶桑,四年士官学校的学习,他击败同期300多日本人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从此日本士官学校华日学生不再同班。

        在日留学期间,蒋百里通过观察、分析,将当时对华夏东北威胁最大的国家日本、俄.国列为华夏国防战略的首要目标。

        回国之后,当时的浙江巡抚邀其留在家乡编练新军,但蒋百里认为东三省才是阻遏日本、俄.国侵略的前方,因此他只身远赴东三省,入赵尔巽幕府,负责编练新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构筑东北的国防,使其成为我国第一线的国防基地。但由于旧军将领张勋、张作霖等的阻挠,让他的愿望化为灰烬。不久之后他赴德国学习军事,三年后仍选择东北就职,任东三省总参议,仍负责训练新军。

        随着日本在华夏实力的扩张和俄.国十月GM的爆发,日本,这个蒋百里心中的主要“假想敌”越来越显示出其张扬的本性。

        1920年蒋百里发表《军国主义之衰亡与华夏》一文,明确告诫国民“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

        日本是华夏最危险的敌人!

        在痛感国民缺乏对日本的研究的残酷现实下,蒋百里撰文号召国人保持高度警惕,注意研究“敌国”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有备无患。

        蒋百里还准确地预测到日本必将发动侵华战争。1923年,他在津浦线的列车上告诉同行者:“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言外之意就是日本不但会对华夏发动战争,而且将会深入内地,我们的半壁河山将沦陷;华日之战将会在“三阳”之线展开最后的决战。

        蒋百里的主要论点是:要建设国防,必须提前解决两个问题:一、如何使国防设备费有益于国民生产的发展。我们太穷了,应当一个钱当两个钱用;二、如何能使学理与事实密切她沟通。现在不是空谈就是盲动,盲与空有相互的关系,愈空愈盲,愈盲愈空。

        并且拟定了建立民军的三条组织大纲:一、建制之主义——以自卫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二、编制之原则,——军事区域之单位宜多,而各单位内之兵力宜少;三、建设之顺序——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

        关于对日作战,蒋百里的主要论点是: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百里并且犀利地指出,华夏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蒋百里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基于华日两国的科学分析,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蒋百里就明确提出,一旦华日双方爆发战争,“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

        也就是说,未来的对日作战中,我军应采取的正确战略战术应是以守为攻,在兵力部署上坚持纵深防御,不要采用一线制;分散敌军,使其不能集中兵力对我大举攻击,持久消耗敌人。由此可见,他不仅科学地预测了未来的抗日战争必将是场持久战,而且还指出抗日战争应采取持久消耗的方针。

        蒋百里认为我国坚持持久战战略有两点理由:第一,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首先,我国地广人多及技术、装备的落后决定必须进行持久抗战。土地广阔,就有回旋的余地,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步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兵力对比,等到我转弱为强,就可以消灭敌人;当然蒋百里明白军队装备及训练等对战争的主要影响,但他并不“唯武器论”,而是相信国民的团结精神将会弥补其在武器、技术方面的差距。

        “一个民族永生存求自由的意志”无人可以压垮,也无人可以使之屈服。其次,华夏的经济结构也决定华夏必须坚持持久战。蒋百里认为华夏是个农业国,以小农经济为主,其经济中心并不像发达国家一样集中在几个城市里。

        第二,持久战战略是由我们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的。蒋百里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指出,推行侵略政策的国家一般是“以攻击速战为成功之条件也”。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如要想打败华夏,必须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才能保证其侵略所得,因此我们要坚持持久消耗战略,便可能胜利。

        听完蒋百里先生的《国防论》,蒋光头询问三位参谋长。

        何应钦道:“纸上谈兵,失去工业之发达东部,连子弹都制造不出来,这仗怎么打。”

        白崇禧道:“扬长避短,发挥全国之优势,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拖死日本之经济,我方可全胜!”

        李卫东先是站起来,对蒋百里先生深深的鞠了三次躬道:“先生已久病之身,写下抗战指导方针,使得华夏军队长了双明亮的眼睛,有此《国防论》,华夏必将通过此战,崛起在世界东方。”

        三大参谋,此时二比一,主战压倒主和的何应钦。

        蒋光头道:“卫东经略西南,很多民营的企业已经西移,你在行动上,走在了百里先生的前头,看来你们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很好,很好,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很多军工企业,还需要时间,若要打,最好拖到明年。”

        李卫东道:“鬼子在平津,不断制造摩擦,恐怕已经拖不到明年了。”

        白崇禧道:“那只能提前开辟第二战场,以此换取转移的时间。”

        蒋光头道:“卫东,你去北平,建生与敬之筹划上海战事。”

        会后,李卫东提议蒋百里先生去三亚治疗,蒋光头批准。

        二十九军是一支杂牌军和地方实力集团,要寻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日蒋之间的矛盾和华北的特殊形势,为二十九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宋哲元、张自忠等正是利用了这两点,才谋取了冀察平津的控制权。但要在这块地盘生存、发展,他们就不能与日本人发生大规模冲突,才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局面。

        这在二十九军将领认识是一致的,乃至号称主战派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认识都是一致的,如冯曾就如何应付日本人对部下道:“我们既要本着南京ZF的指示办事,又要保全现时本军处境。平津是我国著名的大城市,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国内外人士深为关注。若稍有处置不当,即会遭到全国同胞的唾弃,甚至使我军无法生存。

        但从好的方面说,平津地区不但能满足我军的开支,而且还可以壮大实力,舍此再难得此机会。因此,与日军争端,越往后推迟越好,望你们好自为之。”

        其次,冀察当局的对策是由南京国民ZF对日政现所决定的。国民ZF预计华日全面抗争将于1938年爆发,在此之前为进行抗战准备,需要避免华日大规模冲突,即所谓“ZF抗日准备未周,不要轻启战端”。

        冀察政务委员会主要使命,就是在蒋日之间扮演缓冲角色。从这个角度,宋张的对日妥协确具有忍辱负重、为国苦撑的性质。也就是说,冀察当局的所谓对日“亲善”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这就是他们的对日政策。

        在日蒋间扮演缓冲角色诚非易事,需要忍辱负重,忍受误解;需要强压怒火,委曲求全。张自忠之所以感到“精神上苦到万分”,原因就在于此,否则,用他的话“抗战是国家大事,要是我自己的事,早与鬼子拼老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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