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第八篇 ｜战争计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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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战争计划（一） 当我们详细地论述了战争可能具有的几种不同的目标以后，现在我们就来研究同这些目标相应的三种相异的战争的整个部署。依据我们以前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全部论述，有两个主要原则贯穿在整个战争计划之中，并且是其余一切的准绳。
第一个主要原则是将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个重心，倘若可能，归结为一个重心；同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归结为一次主要行动；最后，把全部的次要行动尽可能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而言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可能集中地行动。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可能迅速地行动，即，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顿，不要走弯路。
能否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一个重心，也取决于下列条件：
第一。敌人军队的政治关系。假如敌人是个国家的君主的军队，那么把它归结为一个重心大多是没有困难的。如果敌人是结成同盟的国家的军队，其中一国的军队只是履行同盟的义务，并不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那么就把它们归结成一个重心的困难也不会很大。如果敌人是具有共同目的的同盟国的军队，那么问题便在于它们之间的友好程度。关于这些问题在前面我们已讲过了。
第二。敌人各支军队的战区的位置。
若敌人的军队在同一个战区内集中成为一支军队，那么，它们实际上正是一个整体，因而我们就不必考虑其他问题了。如果敌人的军队是在一个战区内的不同的国家的几支军队，那么，它们的统一就不是绝对的，但各支军队之间还有密切的关系，对于一支军队的决定性打击还会影响其他军队。如果各支军队配置在毗邻的几个战区内，这些战区之间没有巨大的天然障碍把战区完全隔开，那么，一个战区还会对其他的战区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各个战区相距很远，中间还隔有中立地区或大山脉等等，那么，一个战区对另一个战区是否会发生影响，就颇值得怀疑了，即发生影响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假如各个战区是在被攻击的国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以致对这些战区的行动是在离心方向上进行的，那么，各个战区之间就几乎互不影响了。
假设俄国和法国同时进攻普鲁士，那么，从作战的角度来看，这完全等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至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谈判时才能显示出来。
与此相反，七年战争中的萨克森军队和奥地利军队都必须看作是一支军队，它们中间这一支军队如果遭到打击，另外一支军队必然会同时受到影响，这一方面正是因为两个战区对于腓特烈大帝来说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萨克森在政治上根本没有独立性。
虽然1813年拿破仑要同那么多的敌人作战，可是对他来说这些敌人几乎都会在同一个方向上，而且敌人军队的战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强烈的相互影响。倘若拿破仑能够集中自己的兵力在某处击败敌军主力，那么，他就同时决定了其他各部分敌军的命运。他如果打败了在波希米亚的主军，经过了布拉格直逼维也纳，那么，布留赫尔就无论如何不能继续留在萨克森了，因为他会奉召去援救波希米亚，而瑞典王储则连继续留在马克的愿望也不会有。
但是，奥地利如果在莱茵地区和在意大利同时对法国作战，那么，它要让在这个战区进攻的胜利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经常是很困难的。这一方面也是因为瑞士和它的山岳把两个战区完全隔开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通往这两个战区的道路的方向是离心的。相反，法国在一个战区的决定性胜利要同时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却比较容易，这是因为它在两个战区里的军队的进攻方向都向心地指向了奥地利王朝的重心维也纳。而且可以说，通过意大利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莱茵战区的命运，比起通过莱茵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意大利战区的命运要容易一些，因为从意大利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奥地利的中心，而从莱茵地区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了奥地利的侧面。
由此可以看出，敌人力量的分离和联系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因此，也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可以看清，这一战区的事件对另一战区有多大的影响，而后根据这一点才可以确定，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把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归结成一个重心。
只有在一个例外的场合，即次要行动可以带来不寻常的利益的场合，才能不使用把一切力量指向敌人力量的重心这个原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有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有决定性的优势，在进行次要行动时主要地点也不致会有过多的危险。
当标洛将军在1814年向荷兰进军时，预先就可以看出，他率领的三万人不仅能够牵制同样多的法军，而且会给荷兰人和英国人提供机会，使他们那些本来根本不能发挥作用的军队能够参加作战。
总之，拟订战争计划时应该遵循的第一个观点是，找出敌人力量的每个重心，并且尽可能把这些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第二个观点是，把用来进攻这一重心的兵力都集中使用在一次主要行动上。
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有人会找出一些同我们上述观点相反的理由，作为分兵向前进的根据，这些原因是：
军队原来的配置位置，也就是参加进攻的国家的位置不适于集中兵力。
若集中兵力要走弯路和浪费时间，而分兵前进并没有太大的危险，那么分兵前进是合理的。因为，进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会损失很多时间，因此会削弱第一次打击的锐气和速度，这是违反提出的第二个主要原则的。在多多少少会有希望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的一切场合，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而更值得考虑的是下面的情况：几个同时进攻的盟国的位置并不是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前后重叠而是并列地面对着被攻击的国家。譬如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作战，两国的军队如果想集中起来从一个地点向前进，那就是浪费时间和力量的十分不合理的作法，因为要直捣法国的心脏，普鲁士人自然的前进方向是从下莱茵地区出发，奥地利人自然前进方向是从上莱茵地区出发。在这种场合，想要集中兵力就不能不有所损失。所以在具体情况下就要考虑，是否会有必要用这样的损失来换取兵力集中。
分兵前进可取得较大的成果。
这里所说的分兵前进是向一个重心的分兵前进，因此这是朝向心地前进为前提的。至于在平行线上或者离心线上的分兵前进则是属于次要行动的范畴，而这样的行动我们已经讲过了。
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向心进攻都是容易取得较大的成果的，因为，如果向心进攻成功了，其结果就不是简单地打败了敌人，而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切断敌人军队的退路。所以，向心进攻常常能取得较大的效果，可是这就要用分割的兵力在较大的战区内作战，因而是比较冒险的；向心形式同离心形式的关系正如同进攻与防御的关系一样，较弱的形式本身能带来较大的成果。
所以，问题在于进攻者是否觉得自己强大得足以去追求着这个巨大的目标。
腓特烈大帝1757年进攻波希米亚时，是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分兵前进的。他所以要这样做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他的军队在冬季就是这样配置的；假如把军队集中到一个地点再进攻，就不会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第二。这种向心进攻能从侧面和背后威胁奥军两个战区中的任一战区。这时，腓特烈大帝所冒的危险正是：他的两支军队中的一支军队可能被优势的敌军击溃。奥地利人只要没凭借优势兵力击溃这二个军团中的一个，就只可能在中央接受会战，否则，他们就会有这一翼或那一翼被切断退路的危险，从而遭惨败；这正是腓特烈大帝希望在这次进攻中取得的最大的战果。结果奥地利人选择了在中央接受会战的途径，但是他们配置军队的布拉格却处在包围攻击的威胁下。奥地利人完全处在被动地位，因此这次包围攻击有时间充分地发挥效果。奥地利人会战失败了，是一次真正的惨败，因为三分之二的军队连同他们的司令官都被围困在布拉格，不能不说这是惨败。
腓特烈大帝在战局开始时所以能获得这样辉煌的战果，是因为他采取了向心进攻的大胆行动。腓特烈大帝既然知道他自己的行动十分准确，他的将领十分努力，他的军队占有精神上的优势，而奥军却行动迟钝，这些足以保障他的计划获得成功，那么，他这样行动谁又能责难他呢！可是，若不考虑这里提到的精神因素，并把这种胜利完全归功于进攻的简单的几何形式，那也是不应该的。我们只要能回忆一下拿破仑所进行的同样辉煌的1796年战局，就能明白这点了。在这次战局中，奥地利人因为向意大利进行了向心进攻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法国将军在1796年所拥有的手段，除了精神上的手段以外，在1757年奥地利统帅也是具备的，甚至还要多一些，因为奥军统帅当时的兵力不像拿破仑在1796年那样比敌人弱。从这里可以看出，倘若我们向心地分兵前进使敌人有可能利用内线摆脱兵力较弱的不利，那么我们就不宜分兵向心地进攻，在军队的配置位置让我们不得不分兵向心进攻的场合，也只把这种进攻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 第九章 ｜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战争计划（二） 我们如果根据这种看法来考察1814年制订的进攻法国的计划，那么我们就决再不会同意这个计划了。当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原本集结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临近的一个地点上，正在指向法兰西王朝重心的自然的直线方向上。但是，为了要使一支军队从美因兹进入法国，另一支军队又通过瑞士进入法国，这些军队被分开了。当时对方的兵力十分弱，根本不能防守自己的边界，因此这种向心前进如能够成功，全部利益也只是一支军队占领洛林和阿尔萨斯，另一支军队在同时还占领法兰斯孔太而已。难道为了这点小利益就值得经过瑞士进军吗？当然，我们知道，决定了这次进军的还有另外一些同样是不正确的理由，而我们在这里只来谈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
另一面，拿破仑是一位善于以防御来抵抗向心进攻的统帅（杰出的1796年战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对方的军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他的时候，在任何的场合也不得不承认他在精神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他虽然来到夏龙自己的部队中已太晚了些，同时他对自己的敌人也过于轻视，但是他还是只差一点，就在两支敌军没有会合之前打败了它们。在布里昂时，这两支军队到底有多大兵力呢？布留赫尔的六万五千人在这里只有二万七千人，主军的二十万人则只有十万人。对于拿破仑来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机会了。而在联军方面，也是从行动开始的那时刻起就感受到再没有比重新集中兵力更迫切的事情了。
据以上的考察，我们认为，即使向心进攻本身是能取得较大成果的手段，也大多只能在军队原先就是分开配置的情况下采用它，为了进行向心进攻而令军队离开最短的及最直接的前进方向，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会是正确的。
（3）战区的扩大可以作为分兵前进的一个理由。
当一支进攻的军队从一地点前进而且顺利地深入敌国腹地时，它所能够控制的并不仅仅是在它经过的路线上的那些地区，它可以向两侧扩展一些，可是，究竟能扩展多少，这取决于敌人国内的紧密度和内聚力。倘若敌人国内的团结不紧密，人民既脆弱又缺乏战争锻炼，那么，胜利的军队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在后面占领广阔的地区。但是，敌国的人民如果既勇敢而又忠诚，那么，进攻的军队在自己后面所能控制的地区将多多少少接近了狭长的三角形。
为了摆脱这种不利情况，进攻者就有必要把前进的正面扩大到一定的宽度。如果敌军集中在一个地点，那么，进攻者只有在没有同敌军接触的时候才能够保持这个宽度，离敌军的配置地点越近，正面宽度就必须越小，这绝对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敌人自己如果也配置在一定的宽度上，那么，进攻的军队在同样宽的正面上前进就不能说是不合理的。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一个战区或者几个毗邻的战区的问题。很明显，这已属于我们所说的主要行动可以同时决定次要的地点的命运的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永远只按这个观点行动吗？在主要地点对于次要地点的影响不十分大因而会产生危险时，我们能冒这种危险吗？战区它需要一定的宽度，这一点难不成不值得特别注意吗？
在这里也像在其他的地方一样，不可能把所有的行动方式都列举出来，可是我们坚信，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以外，主要地点的决战将会同时也决定次要地点的命运。因此，很明显除了这样的例外情况以外，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根据这个原则行动。
当拿破仑进入俄国时，他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西德维纳河上游的俄国军队更会因俄军主力被击败而败退。因此他起初只命令乌迪诺军去对付这部分俄军，可是维特根施坦却转入进攻，拿破仑才不得不把第六军也派到那里去。
相反，他为了对付巴格拉齐昂，却在一开始就派出了一部分军队，可是巴格拉齐昂因中央主力的退却而随之退却了，于是拿破仑又把派去的这部分军队调转了回来。维特根施坦假如不是必须掩护第二首都的话，他也许也会随巴尔克来的退却而退却的。
1805年拿破仑在乌耳姆的胜利和1809年在勒根斯堡的胜利分别都决定了意大利战区和提罗耳战区的命运，尽管意大利战区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独立的战区。1806年，拿破仑在耶纳与奥尔施塔特的胜利决定了威斯特伐里亚。黑森与在通往法兰克福的道路上的一切行动的命运。
能对次要部分的抵抗起作用的情况有很多，可主要的是以下两种。
第一种情况是：在幅员辽阔而且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中，譬如在俄国，主要地点上的决定性打击可推迟进行，因而不必急于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主要地点去。
第二种情况是：有些次要地点因为有许多要塞而具有极特殊的独立的意义，例如1806年的西里西亚。但，拿破仑非常轻视这个地点，当他向着华沙进军时，虽然不得不把这个地点留在背后，但他只派他弟弟日罗姆率领二万人向那里发动进攻。
对主要地点的打击如果很有可能震撼不了次要地点，或实际上没有震撼次要地点，那么，这是因为敌人在次要地点上真正配置了军队的缘故。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进攻者就必须把这些次要地点看作是无法避开的祸害，于是只得派出适当的兵力去对付它们，因为进攻者不能一开始就放弃自己的交通线。
谨慎小心的人可能做得还要过分些，他们也许认为主要地点的进攻应该同次要地点进攻的步调完全一致，因此，如果敌人不肯从次要地点退却，就应把主要行动也停下来。
这个原则虽然同我们以前说的应该尽可能把一切力量全都集中在一个主要行动中的原则并不直接矛盾，但是这两者的指导精神是完全对立的。按照这个原则行动，运动就会缓慢，进攻力量就会减弱，偶然事件就增多，时间损失就会得以增加，因而，这个原则同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实际上是完全不相容的。
敌人假如在次要地点上的军队有可能向离心方向退却，那么，进攻的困难就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统一的进攻它会变成什么呢？
所以，把主要进攻依赖于次要地点的行动作为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的，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我们认为，如没有胆量象一支箭那样射向敌国的心脏，就不可能达到目标。
（4）易于取得给养是分兵前进的第四个理由。
一支小的部队通过一个富庶的地区当然要比起一支大部队通过一个贫瘠的地区顺利得多。但，只要措施适当，军队习惯于吃苦耐劳，一支大部队通过了贫瘠的地区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为了要用小部队通过富庶的地区而使我们的决心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以致于陷入分兵前进的巨大危险。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承认分割兵力（也就是把一个主要行动分为几个行动）的上述理由是有根据的。如果已清楚地认识了目的，慎重地权衡了利害得失，尔后根据上述理由中的一个理由分割了兵力，那是无可非难的。
但，如果象常见的那样，计划正是由一个学究气十足的总参谋部仅仅按照习惯制定的，如果象下棋要先在棋盘上摆好棋子那样，各个战区要先摆好军队才行动，倘若行动是些幻想式的巧妙的组合，而通向目标的途径是复杂的路线与错综的关系构成的，如果今天把军队分开，只为了两星期后再冒极大的危险把它们集中起来，借以显示使用军队的全部艺术，那，这种为故意陷入混乱而离开直接。简单而朴实的道路的作法，是我们所唾弃的。最高统帅对战争的指挥越没有力量，越是不把战争看作是力量巨大的个人的简单行动，整个计划越是脱离实际的总参谋部这个工厂生产出来的，是十几个一知半解的人想象出来的，那么上面所说的愚蠢行为就越易出现。
现在我们来研究第一个原则的第三点，即次要行动应该尽可能地保持着在从属地位上。
由于力求把整个战争行为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目标，并尽可能地通过一次巨大的行动来达到这个目标，交战国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部分地失去了独立性，那里的行动就变成从属的行动。如能够把一切行动完全归结为唯一的一次的行动，那么，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完全失去了作用，不过，这种可能性是很少的。因此，重要的正是不要抽调过多的兵力用在次要地点而削弱主要行动。 第九章 ｜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战争计划（三） 首先我们认为，即使不可能把敌人的全部抵抗归结为一个重心，也就是说，如我们已讲过的一样，必须同时进行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战争，战争计划仍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我们必须始终把其中一个战争看作是主要的，首先就应该根据它来安排兵力和行动。
据这个观点，只在一个主要方向上来采取进攻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采取防御是合理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另一个方向上也采取进攻才会是正确的。
我们其次，应该以尽量少的兵力来进行这种次要地点上的防御，并且要努力利用防御这种抵抗形式所能提供的一切利益。
敌人的军队如果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依然有一个战区是它们共同的重心，那么，我们这个观点就更适用。
如果次要战区的行动也是针对必须给予主要打击的那个敌人的，那么，依据我们这个观点，在次要战区就不能进行防御了。此时，主要打击正是由主要战区的进攻和根据其他原因采取的次要战区的进攻构成的，而主要打并击没有直接掩护的各个地点上的防御，都已经成为不必要的了。这时一切都取决于主力决战，一切损失都会在主力决战中得到补偿。如果兵力足够，有充分的根据可进行这样的主力决战，那么，就不能因主力决战可能遭到失败而努力在其他地点上避免损失，因为这样做正好会使失败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在我们的行动中就会因而产生矛盾。
甚至在整个进攻的每个环节上，次要行动也应该服从于主要行动。可是，究竟这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和那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应该去进攻共同的重心，这大多均取决于另外的一些原因，这里只能指出，我们必须力求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越是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一切就越简单，受偶然性的影响也就会越少。
第二个原则为迅速使用军队。
无谓地消耗时间，走不必要的弯路都是力量的浪费，因而是战略所不够容许的。更重要的是应该记住，通常说，进攻的唯一优点几乎也只在于揭开战争序幕的出敌不意。突然性和不断前进是进攻的最有力的两个翅膀，特别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中，它们更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理论的任务是找到通向目标的最近的途径，根本就不应该去漫无边际地争论从左边还是从右边。向这里还是向那里的问题。
若回忆一下我们在《战略进攻的目标》一章中关于国家的心脏所谈论的内容，以及在本篇第四章中关于时间的影响所谈的内容，那么，不作进一步的说明就完全可以明白，迅速使用军队这个原则确实是有我们所指出的那种重要意义的。
拿破仑向来就是这样行动的，他最喜欢通过最近的大道直接地奔向敌人的军队，奔向敌人的首都。
那么，我们把它归结为重心并且要求迅速而直接地实现的那个主要行动到底是什么呢？
什么叫打垮敌人，在第四章中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尽可能地作了论述，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重复了。无论打垮敌人在具体情况下最后都取决于什么，在开始时总是消灭敌人的军队，即，对敌人的军队取得一个巨大的胜利，并且粉碎敌人的军队。夺取这种胜利的时间越早，也就是说夺取了这种胜利的地点离边界越近，这种胜利就越容易取得；夺取这种胜利的时间越晚，即夺取这种胜利的地点越在敌国腹地，这种胜利就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里与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取得胜利越容易，成果就越小，相反，则成果越大。
如果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我们肯定能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应根据可能尽早去寻找敌人军队。我们所以说根据可能，恰是因为寻找敌军主力时，如果军队要走很多弯路，方向选择错了，浪费了时间，我们就相当容易犯错误。如果敌军主力不在我们的前进路上，我们又因去寻找它对我们不利而不能够去寻找它，那么，我们可以确信以后会遇到它，因为它一定会向我们扑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刚才所说的，我们将在比较不利的条件下作战，这种不利是我们不能避免的。可是，如果我们在这次会战中还能够获得胜利，那么，这次会战就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
可以得出结论：在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肯定能够获得胜利的场合，如果敌军的主力在我们的行进路上，那么，有意地从敌军主力侧旁通过是错误的，至少，认为这样做能比较容易地获得胜利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
从这里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当我军占有决定性优势时，为了尔后发动更有决定意义的会战，我们可以有意地从敌军主力侧旁通过。
以上我们所谈的是彻底的胜利，也就是使敌人遭到惨败，而不仅是获得会战的胜利。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就需要进行包围进攻或变换正面的会战，因为这样两种打法往往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所以，战争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规定所需要的军队数量与军队行动的方向。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战局计划》一章中还要更详细论述。
直接对敌人正面发起会战虽然并不一定不能够使敌人遭到惨败，战史上也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战例，但是，双方军队的训练水平和机动能力越是接近，这种可能性就会越少，且将越来越少。现在，像勃连黑姆那样在一个村庄里俘虏了二十一个营的事情是不再可能发生的了。
一旦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就不该考虑休息或喘口气，就不应思前顾后和进行整顿等等，而只应该追击，如有必要，就应发动新的进攻，占领敌国的首都，进攻敌人的援军，或进攻敌国可以作为依靠的其他一切的目标。
当胜利的洪流把我们引到敌人要塞的前面时，是否应该围攻这些要塞，这需根据我们兵力的强弱情况来决定。我们假如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不尽早攻占这些要塞就会造成时间上的损失。假如我们在前面进攻的军队没有取得进一步胜利的肯定把握，那我们就只能用尽可能少的兵力来对付这些要塞，于是这些要塞就不可能被攻破。如果为了围攻要塞我们已不能继续前进，那么进攻常常就已达到了顶点。因此，我们要求主力迅速。不停歇地前进和追击。我们已经否定了主要地点上的前进应该取决于次要地点上的结果的观点，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军主力的背后只有一个狭长的地带，这个地带不管可以叫作什么，它总会是我们的战区。这样的情况会如何地削弱在前面的部队的进攻力量，会给进攻者带来哪些危险，我们前面已指出过了。这种困难，这种内在的牵制力量能否大到足以阻止部队继续前进呢？当然会是可能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开始时就想使背后的战区也不是这种狭长的地带，因而降低进攻速度，那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认为，只要统帅还没有打垮敌人，只要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达到这个目标，他就应该追求这个目标。这样做的危险也许会不断增加，但成果也会不断扩大。当统帅到了不敢继续前进时，认为必须考虑自己的后方，必须向左右两侧扩展的时候，很可能他已经到了进攻的顶点。于是飞翔的力量枯竭了，如果在这时敌人还没有被打垮，那很可能再也不能打垮敌人了。
如果统帅为了要稳步地前进而去占领要塞。隘路。地区等，那么这些行动虽然还是一种缓慢的前进，但已只是一种相对的前进而不是绝对的前进了。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已不再逃跑，也许已在准备新的抵抗，因此十分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进攻者还在稳步地前进，但是防御者也在行动，而且每天都取得一点成果。总而言之，还是我们前面的那个结论：在一次必要的停顿后，通常就不可能再进行第二次前进了。
因此，理论要求的是：只要还想打垮敌人，就要不停顿地前进。倘若统帅发觉这样做危险太大而放弃这个目标，那么，他停止前进而向两侧扩展是正确的。如果他停止前进只是为了更巧妙地打垮敌人，那么，他就应该受到理论的指责。
我们还不至于这样愚蠢，以致认为逐步地打垮一个国家的例子是不会存在的。首先我们要说明，我们这个原则并不是毫无例外的绝对真理，它是以可能的和一般的结果作为依据的。其次，一个国家是在历史上逐渐趋于灭亡的呢，还被敌人作为第一次战局的目标而被打垮的，这二种情况必须区别开来。我们在这里谈的也只是后一种情况，因为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出现力量的紧张状态，即不是一方打垮对方的重心，就是它有被对方的重心打垮的危险。如果第一年得到一点不大的利益，第二年又会得到一点不大的利益，就这样逐渐地。缓慢地向目标前进，那么，虽然不会再发生一次严重的危险，可是到处都分布着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之间的每一个间歇都会给敌人以新的希望。前一个胜利对于后一个胜利只有很小的影响或者往往没有影响，甚至还会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会得到恢复，甚至会受到激励而进行更大的抵抗，或会得到新的外来的援助。可是，如果一切行动不停地进行到底，那么昨天的胜利就能导致今天的胜利，胜利之火便会接二连三地燃烧起来。如果有人说有些国家确实在逐次打击下被征服了，也正是说，时间――防御者的护卫神――对防御者起了不利的作用，那么，我们说进攻者逐次打击的企图完全都落空的例子比这种例子要多得多。只要再回想一下七年战争的结果就可明白这一点，当时奥地利人力图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达到目的时，结果就完全失败了。 第九章 ｜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战争计划（四） 据上述观点，我们决不会认为，在向前推进的同时应该经常注意建立相应的战区，即应该使两者保持平衡，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向前推进所产生的不利完全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我们继续前进已没有希望取得胜利时，注意避免这种不利才会是值得的。
拿破仑1812年的例子远没有使我们怀疑这个论断，反而使我们更加坚信这一观点。
拿破仑的这次战局所以失败，不像一般舆论所说的那样，是能真正被征服的国家，至少用现在欧洲各国的军队是征服不了的，用拿破仑为此目的而统率的五十万人是征服不了的。如俄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利用它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分裂才能令它屈服。为了打击这个政治上薄弱的地方，就必须要震撼这个国家的心脏。拿破仑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打击到达莫斯科，才会有希望动摇俄国国家机构的勇气以及人民的忠诚及坚定。他希望在莫斯科缔结和约，这是他在这次战局中可以提出的唯一的合理的目标。
他统率其主力向俄军主力进攻，俄军主力仓惶地退却，经过德里萨营垒到斯摩棱斯克才停了下来。他还迫使巴格拉齐昂随主力一起退却，并且打败了这两支军队，占领了莫斯科。在这里他的做法同他一向的做法是相同的。他过去也只是采用了这种打法才成了欧洲的统治者，而且只有采用这种打法他才能成为欧洲的统治者。
所以，凡是赞扬拿破仑在过去历次战局中是最伟大的统帅的人，在这次战局里不应该指责他。
根据事件的结果来评论这个事件是可以的，因为结果正是对事件的最好的批判，但是单纯根据结果所作的评论不应该看作是人的智慧的表现。找出了一次战局失败的原因并不等于对这次战局进行了批判。也只有证明了统帅没有预先看到这些失败的原因，或证明了他忽视这些原因是不应该的，才可说是进行了批判，才可以指责这位统帅。
我们认为，在1812年的战局中谁要是仅仅由于遭到巨大的还击就以为进行这次战局是荒谬的，假使这次战局取得胜利的结果，他又认为这次战局是最为卓越的行动，那么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批判能力的人。
如果拿破仑真的像大多数批判者所要求的那样在立陶宛停顿下来，以便能首先确保要塞，那么，他在冬天就不得不转入了可悲的防御。这时，这些人恐怕又会首先喊叫起来：这不是从前的拿破仑了！曾通过奥斯特里茨和弗里德兰的胜利在敌国最后一座城墙上打上征服烙印的拿破仑，在这里怎么会连一次主力会战也没有进行呢？他怎么会犹豫不决，没有占领敌国首都――那个没有设防的。并准备弃守的莫斯科，而让这个核心存在下去，令新的抵抗力量能够向这个核心集中呢？空前未有的良机摆在他的面前，袭击这个远方的巨人，就像袭击一个邻近的城市一样，或像腓特烈大帝袭击又小又近的西里西亚一样，而他却没利用好这个有利条件，在胜利的途中停顿下来，难道是凶神绊住了他的双脚吗？――这些人恐怕就会这样子来进行评论了，因为多数批判者的评论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我们认为1812年的战局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俄国国家机构是巩固的，人民也是忠诚的。坚定的，即，是因为这次战局不可能成功。或许进行这次战局本身就是拿破仑的错误；至少结果表明他估计错了。我们认为，假如他要追求这样的目标，那么，恐怕基本上就只能采取此种打法。
拿破仑在东方没有像他在西方那样进行长期的。代价很大的防御战，而是采用了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用一次大胆的打击，迫使惊慌失措的敌人媾和。这种情况下，他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是他在这次赌博中所下的赌注，是实现巨大的希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他的军队损失过大是他的过错，那么，这种过错并不在于前进太远，而在于战局开始得实在太迟了，在于采取了浪费人力的战术，在于对军队的给养和退却路线考虑得相当不够，最后，还在于从莫斯科退却的时间晚了一点。
俄军为了彻底阻止拿破仑退却曾先敌赶到了别烈津河，这并不能作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我们的观点。理由如下。第一。这一点恰好表明，要真正切断敌人的退路是多么困难，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被切断退路的敌军最后还是开辟了退路，当然，俄军的这个行动的确扩大了拿破仑的失败，可并不是拿破仑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能够用来扩大敌人的失败的地形条件是不多的，假如没有横亘在大道前面的别烈津河的沼泽地，且四周不是森林茂密和通行困难，要切断法军的退路就更加不可能了。第三。为了防止退路被敌人切断，只有让自己的军队在一定的宽度上前进，这种办法很早以前我们就驳斥过了。人们如果采用这种办法，让中央的部队向前推进，用左右两侧的部队进行掩护，那么，某一侧的部队的任何一次失利，都会逼使前进较快的中央部队急速回过头来，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还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决不能说拿破仑没有注意对翼侧的掩护。为了对付维特根施坦他终于留下了优势的兵力，为了围攻里加要塞他用了一个兵力适当的军（这个军在那里甚至是多余的），他在南方有施瓦尔岑堡率领的五万人，这支军队超过了托尔马索夫的兵力，甚至还可同契查哥夫的兵力相抗衡，此外，他在后方的中心地点有维克多率领的三万人――。甚至在11月，在俄军已经得到加强，法军已大大削弱的决定性时刻，在进入莫斯科的法国军团的背后，俄军的优势还不是十分大的。维特根施坦。契查哥夫和萨肯的兵力共为十一万人，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维克多。乌迪诺与圣西尔实际上也有八万人。即使是最谨慎的将军，恐怕也不会在前进时派出了更多的兵力去掩护自己的翼侧了。
在1812年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的兵力是六十万人，假如他带回来的不是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和麦克唐纳一起退过涅曼河的五万人，而是二十五万人，那么，即便这次战局仍然是失败的战局，理论也就不能对此有所非难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的兵力超过总兵力的一半并不是罕见的事情，假如这个损失会特别引人注意，那也只会是损失的绝对数量很大的缘故。
关于主要行动。它必要的发展方向与它不可避免的危险，我们就谈这么多。至于次要行动，我们首先要指出：几个次要行动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这个共同的目标不应妨碍每个部分的活动。假设有三支军队分别从上莱茵地区。中莱茵地区和荷兰进攻法国，共同的目标是在巴黎会师，如果每一支军队在会师以前都要尽可能完整地保存自己的力量而不得冒任何危险，那么，这样的计划我们均把它叫做有害的计划。执行这样的计划时，三支军队的运动必然会相互牵制，因而每个部分行动时都会迟缓。犹豫不决及畏缩不前。较好的办法是给每支军队分配到一定的任务，一直到它们不同的活动自然地汇合成一个整体时才把它们统一起来。
将军队分成几个部分，行军几天后再把它们集中起来，这种做法几乎在所有的战争中都出现过，然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假如要分兵前进，就必须知道为何要这样做，这个为什么必须有充分的根据，不能如跳四组舞那样仅仅是为了以后的会合。
因此，当军队向不同的战区进攻时，应给各支军队规定各自的任务，各支军队的打击力量应以完成自己的任务为目标。这时，重要的问题就在于从各方面进行这种打击，而不在于各个部分取得相应的利益。
敌人的防御如果同我们预想的不同，因而我们的一支军队由于任务过重而遭受到了失败，那么，这支军队的失败不应该也不容许影响其他军队的行动，否则，我们从一开始就会失去获得总的胜利的可能性。只有多数军队已失败，或主要部分已经失败的时候，其他部分才容许而且必然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计划也就会失败了。
对于那些本来担任防御但防御成功后可以转入进攻的军队和部队来说，假如不能把多余的兵力转移到主要的进攻地点去，那么这条规则也是适用的。
然而，整个进攻的几何形式和统一性在这种情况下，又将会怎么样呢，同被击败的军队相邻的各支军队的翼侧和背后它们又会如何呢？ 第九章 ｜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战争计划（五） 这正是我们主要要加以批驳的问题。把一个大规模的进攻与一个几何学上的四方形粘在一起，就陷入了错误的理论体系。
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五章中已经指出，几何要素在战略上不比在战术上那样有用。在这里，我们重复一下结论：值得重视的是各个地点上实际上取得的胜利，而不是各个胜利逐渐形成的几何形式，在进攻中特别是这样。
在战略的广阔范围内，各个部分的几何位置当然应完全由最高统帅来考虑与决定，任何次一级的指挥官都无权过问他的友邻部队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他只能依据指示无条件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这在任何场合都是确定不移的。假如由于这个原因引起了严重的不协调，那么，上级常常是可以及时采取补救办法的。因此，分散活动所产生的主要弊病是可避免的，这个主要弊病就是：影响事件进程的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许多疑虑和推测，每个偶然事件不但影响到同它直接有关的那个部分，而且同时影响整体，次一级指挥官个人的弱点和个人的敌忾心具有着过于宽广的活动余地。
我们认为，只有当人们还没充分地。认真地研究过战史，没有把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事物区分开，没有估计到人的弱点的全部影响的时候，才会认为上述看法是十分不合情理的。
一切有经验的人都会承认，要在分成几个纵队进攻时仅依靠各个部分的步伐一致来取得胜利，在战术范围就已经极为困难，那么，在各支军队的距离要大得多的战略范围内，就更困难或者根本是不可能的了。假如各个部分经常保持步伐一致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那么，分兵进行的战略进攻就应该完全予以否定。可是，我们不能任意地完全否定这样的进攻，因为我们无法给以改变的情况很可能迫使我们采取这样的进攻，另一方面，即使在战术上，各个部分在作战过程中经常保持步伐一致也是不必要的，至于在战略上，如上面所说，就更没有必要了。因此，在战略范围，更加没有必要去重视各部分经常保持步伐一致的问题，更应该坚持给各个部分分配各自的任务。
在这里，我们对如何适当地分配任务还要作上一点重要的补充。
1793年与1794年，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在尼德兰，普鲁士军队的主力在上莱茵地区。奥军从维也纳开往孔代和伐郎兴时，在路上曾经同由柏林出发到兰道去的普军交叉而过。奥地利在尼德兰虽然可以防御它的比利时各省，而且还可以去占领法属弗郎德勒，但是，这些利益在当时并不是主要的。在考尼茨侯爵死后，奥地利大臣土古特为了要集中兵力而完全放弃了尼德兰。的确，奥地利人到弗郎德勒比到阿尔萨斯几乎要远一倍，在兵力受到严格限制，全都要靠现金维持的时代，他这样做决不是一件无关重要的小事情。但是，土古特大臣显然还抱有着另外的意图，他想把尼德兰置于危急的境地，从而迫使同尼德兰和下莱茵地区的防御利害攸关的国家作出更大的努力。可是他失算了，因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机构是绝对不会上当的。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的过程始终表明了政治上的利益对于战争进程所起到的影响。
普鲁士在阿尔萨斯没有什么要防御的，也没有什么要夺取的。1792年，普军曾在骑士精神的驱使下经过洛林向香槟进军，可是，当形势对这次进军不利时，普鲁士继续作战的兴趣就只剩下一半了。倘若普军是在尼德兰，它们同荷兰是有直接联系的，它们几乎可以把荷兰看作是自己的国土，因为普鲁士曾在1787年征服过荷兰。普军在尼德兰就可以掩护下莱菌地区，从而也就掩护了普鲁士王国最靠近战区的那部分国土。同时，普鲁士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英国的资助，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还可以比较巩固，就不致那么容易地变成普鲁士国家机构的诡计。
因此，如果奥军主力都配置在上莱茵地区，普军的全部兵力配置在尼德兰，而奥军在尼德兰只留下一个普通的军，那就可能得到好得多的效果。
1814年，假如用巴尔克来将军代替敢作敢为的布留赫尔来统率着西里西亚军团，而让布留赫尔留在主军中受施瓦尔岑堡的指挥，那么，这一战局或许就彻底失败了。
在七年战争中，若敢作敢为的劳东的战区不是在普鲁士王国最坚固的地区西里西亚，而是在帝国军队的地区内，那么，整个战争的情况也许就完全不同了。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须把下列几种不同的情况根据其特点予以区分开。
第一种情况是，其他国家同我们共同作战不仅是由于同我们有同盟关系，而且也是为了它们本身的利益。
第二种情况是，盟国的军队前来作战正是为了援助我们。
第三种情况是，将帅个人特点均不同。
在前两种情况下，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象1813年和1814年那样，将各国军队全混合起来，使各个军团都是各国的军队混合编成的好呢，还是尽可能地4让各国的军队各自分开，让它们比较独立地行动好呢？
第一种方法很明显，最为有利，但是这必须有一定的友好关系与共同利益作前提，而具备这种前提条件的情况是很少的。在各国军队都完全混合起来的情况下，各国国家机构的利益就十分难区分开来，指挥官自私的想法所起的有害影响也就只能表现在次一级指挥官的身上，因而只表现在战术范围，并且就是在战术范围，也不象在各国军队完全分开时那样可不受惩罚地。自由地表现出来。当各国军队完全地分开时，这种有害影响就牵涉到战略范围，因而能够起重大的作用。可是，正如我们说过的，要采用第一种方法，各国国家机构须具有罕见的牺牲精神。在1813年，紧迫的情况迫使得各国国家机构采取了这种方法，当时，军队最多并对局势的好转贡献最大的俄国皇帝没有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让俄国军队独立作战，而是把他们交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司令官指挥，这也是应大加赞扬的。
若各国军队不可能这样联合起来，那么，各国军队完全分开当然要比半分半合好一些。最槽糕的是不同国家的两个独立的司令官在同一个战场上，譬如在七年战争中，俄军。奥军和帝国军队的情形就常常是这样。在各国军队完全分开的情况下，须完成的任务就可以完全分开，于是各国军队承担着各自的任务，在形势逼迫下就会进行更多的活动。若分开的各国军队联系较密切，甚至于是在一个战区内，那么，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一支军队不好的打算就会使另一支军队的力量瘫痪。
在上述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下，各国军队要全地分开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因为每个国家本身的利益通常就已为本国军队规定了不同的目标。在第二种的情况下，前来支援的军队可能没有自己的目标，它常常可以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奥军在1815年战局末期与普军在1807年战局中就是这样。
将帅个人特点的问题，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可是，我们不能不提出一点总的意见，从属部队的指挥官不要任命最小心谨慎的人来担任，而要派最敢作敢为的人来担任。因为我们曾指出过，在军队分开行动时要想取得战略上的成果，最重要的莫过于每个部分都积极行动，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的作用，只有这样，某地点发生的错误才可以被其他地点取得的成果所抵消。也只有指挥官是行动迅速和敢作敢为的人物，他的意志和内心的欲望能驱使他前进时，各个部分才能充分活动起来，仅是客观地。冷静地考虑行动的必然性的人，是很难能使他指挥的那部分军队充分活动起来的。
最后还指出，在使用军队和将帅时，只要情况许可，就应使他们的任务和地形情况同他们的特点结合起来。
常备军。大量的骑兵。良好的部队。谨慎与明智的年老指挥官应该用在开阔地上；民兵。民众武装。用亡命之徒临时组织起来的武装。敢作敢为的年青指挥官应用在森林地。山地与隘路上；前来支援的军队应用在它们所喜欢的富庶地区。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谈了战争计划，在本章中还专门谈了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在所有论述中我们也想特别强调战争计划的目标，然后再指出使用手段和方法时应遵循的原则。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论述使读者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战争中应该追求什么和该做什么。我们想强调必然的与普遍的东西，也给特殊的和偶然的东西留下了活动余地，但不去考虑那些任意的。没有根据的。不严肃的。幻想的。或诡辩的东西。一旦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我们就认为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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