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三章 和平时期（中）

　　“我看啊，我们现在不要按照比例收税，农民每年种多种少也没个定数，按比例收税万一有些农民搞藏粮怎么办？我的意思不是怀疑农民的品格，毕竟想占小便宜是升斗小民的正常心理。”书记处书记孙培芳提议道。

　　姜元略微思考，看向厉康：“厉康同志，你是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委员长，你怎么看？”

　　厉康沉吟一会儿说道：“我认为还是按比例收税，农田里大概有多少粮大家看一眼基本上就能估出来，我们没有苛捐杂税，统一的农业税，就算我们和前清定一样的一成，我们给农民造成的负担也远小于前清。

　　如果弄统一标准，那么对于有些地形环境恶劣的农民就太不公平了，地理环境不好的农民一亩地能种出多少东西？这个东西没个定数，这上面搞每亩确定数量标准只会加快贫富分化。

　　所以，我认为还是按照比例收税，我建议是和前清一样，收一成。



　　我们收一成比较适合，通过供销社，我们再把农民手上的余量收购过来变成储备粮，再通过补贴，农民一年能够获得和城市居民大致相同的收入。”

　　姜元点点头：“你这么一说我到想起来了，我记得六月份让你和绍曾同志制定户籍制度的章程，你们弄得怎么样了？”

　　厉康看向张绍曾，张绍曾说道：“我来介绍目前的情况吧，我和厉康同志组织了很多同志进行讨论，还询问了一些在地方工作的基层同志和普通的城市、农村的百姓，我们目前把城市、农村户籍的差别定在了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拥有城市户籍的百姓不得以任何形式享有或者间接享有田地的使用权，不得从事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行业；

　　第二，城市居民因为没有田地，他们是按照个人收入来收税的，他们享受着农民提供的廉价粮食服务，因此，城市居民应当负担对农民的补贴，但这种补贴不直接从城市居民身上收取，我们不是有公管委吗？就从公管委每年获取的利润中拨付一部分给农民，具体每年拨付比例由当年再行讨论；

　　第三，除了公管委的拨付补贴，各地政府也应该每年拨款补偿，从而维持城乡利益均衡。

　　这三个方面就是目前我们定下的主要差别，但经过讨论我们认为，除了三处差别，我们还要注意三处特别的地方：

　　第一，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一切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义务方面平等，不存在差别；

　　第二，我们不阻止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互相转化，但我们对农村居民有这么多优惠条件必然会造成一部分城市居民费尽心思转为农村居民，因此，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户籍门槛，即农村户籍是指生活在农村且以农业生产为业的公民所享有的户籍。

　　在农村生活不够，还必须从事农业生产，不然若干年以后当农民中出现了有钱人必然会产生富裕起来的农民只是在农村生活，然后在城市工作，造成田地荒废、白拿补贴的现象。”



　　姜元打断道：“那城市居民如何转为农村居民？按照你们的设想，城市居民没有土地，那他们如何从事农业？从而获得农村户籍？”

　　厉康主动解释道：“我们会让地方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同志每年统计新开垦农田数量以及农民主动撂荒前往城市工作的情况，从而每年新增农业户籍数量以及将放弃农村户籍的百姓占有的土地发放给申请变更为农村户籍的城市居民。”

　　哦，这么说姜元就明白了，通过新开垦土地制造增量，再把主动放弃的人的名额给申请的人，这样子就能实现户籍的流通。但这样也引起了姜元的担心，若是城市里有人的家族里是生产农业配套工具的，然后他自己去农村种地，最后会不会造成很多人去骗农民放弃农业户籍？

　　想了很久姜元还是认为那个情况不是现在考虑的，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保障农民的利益，使农民获得和城市居民大致相同的收入，维持城乡利益的均衡，而不是给农民超额补助，让农业在工业身上吸血。

　　既然利润空间有限，就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城市居民想方设法的换去农村户籍，毕竟赚的不多，顶多也就是一些底层收益不高的城市居民会向往农村户籍的待遇。

　　解决了大多数人的问题，对于少部分反动分子若是企图通过掌控农业命脉来要挟解放党的话，那完全就不是这个制度解决的问题了，对于那种人直接铲除就完了。

　　想了这么多总算想通了，姜元于是示意他们继续说，张绍曾接着说：“第三点，就是因为农村地广，所以在教育方面肯定是不如城市的，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应该格外注意，金钱上的差距好弥补，但是教育上的差距我们认为比较难处理。”

　　这个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连后世都信息时代了，城市农村在教育资源上的配置不均的问题依旧没解决。

　　没有好的教育，农民的子子孙孙就会和城市居民的后代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但这个问题要想解决是需要投入海量成本的，而且收益不高，所以面对这种问题，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视而不见的，毕竟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他们是不存在这种问题的。

　　这种费力不一定讨好，还会引起有些人不满的制度也就只有信奉Marxism的政党愿意去干了。



　　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需要子子孙孙一代一代矢志不渝的去干，我们不停地投入海量资源去抹平这种资源上的差别，不是因为产出有多大，而是因为我们应该保证每一个人身而为人最基本的权利。

　　姜元说道：“那你们是怎么看的？”

　　厉康说道：“有的同志认为没必要花费太高的成本去做这些收益不高的事情，我们保证农村居民能够在获得收益上和城市居民的平衡就行，有了物质上的平衡，这些方面不办也无伤大雅。”

　　姜元神色严肃：“那有别的看法吗？”

　　张绍曾说道：“有，还有同志认为这个事情就算不讨好也还是要去做，我们追求平等，这个教育上的不平等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姜元点点头，这次他没让常委会成员表态就直接说道：“对，绍曾同志介绍的那种观点是正确的，厉康同志所说的观点是懒政怠政的表现，受教育权也是人民群众与生俱来所享有的基本权利。

　　物质上的平衡我们维持的是人民的生存权，而教育等精神文化上的平衡我们维持的是受教育权等其他权利。不能以生存权简单去概括掉了受教育权，二者同样重要。”

　　姜元这番话是直接定性了，没有给大家讨论的空间。

　　这个讨论其实在脱贫攻坚中也经常出现，不少人认为没必要花费那么多金钱去大山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们认为脱贫攻坚完全是费力不讨好的作秀，这些人从本质上说就是精英主义路线，他们心里把自己归为精英，而那些人归为普通人，他们认为普通人只要种好地为精英服务就行了。

　　这些否定脱贫攻坚的人本质是因为他们心里根本没有Marxism的影子，信仰只是他们谋取官阶的工具。



　　固然在脱贫的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但我们不能否认去做这件事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否定了这件事的正确性就相当于否定掉社会应当维持公平的正确性。

　　姜元说道：“这样，这个制度我看你们讨论的很不错，就按照你们目前定的几个方面去弄，尽早弄出来，明年交给三省人民自治会讨论后表决，群众工作委员会要把这个制度背后的原因讲清楚，通过讲解制度去宣传我们的思想。”

　　赵有成点点头，姜元看着窗外搏击长空的飞鸟一时间竟有些恍惚，很多事情自己以前在网络上没有思考，只是跟着潮流喊话，但当自己成为决策者的时候，这些事情背后的很多考量自己才能体会清楚啊。

　　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持精英主义观点的人在后世后有那么多，这个时代就更不得了了，看来要亲自下场写文章反驳了，姜元晃过神来在会议记录本上写下了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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