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0章 一城二名 措大多于鲫

“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

        这是苏轼《荆州十首》第三首中的诗句。苏轼船出南津关，不免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而放置这苍茫万顷的沃野，便是素有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江陵城便坐落在江汉平原的腹心，荆江边上。

        奔腾不息的长江冲出西陵峡口，从宜昌至嘉鱼的一段，便称作荆江。除了这条从西南方向流来的荆江，还有一条从西北方向流来的汉江。

        两条江犹如穿越千山万壑的两条巨龙，进入楚地之后，便一下子把围追堵截的大山甩在身后，扑向坦坦荡荡大气磅礴的千里沃野。

        江陵城，又叫荆州城。

        据南朝刘宋时代的《荆州记》所载，江陵城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近州无高山，所有皆陵阜，故名江陵。”

        楚国当年的国都郢（即荆州城北五公里的纪南城），距现在这座江陵城不过二十余里。楚成王在荆江的边上建了一座华丽恢宏的江渚宫和通往纪南城的官船码头，便是江陵城最早的建筑了。

        从那以后，历代王朝在这里或建都立国，或封王置府，江陵城因此成了天下名城。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攻占郢都，这里便成为江陵县的治所。

        西汉初年，封临江王于此。

        其后有东晋安帝、南齐和帝、梁元帝、后梁、隋末梁王、唐代南都、荆南国等都在此建都。

        楚、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宋、明等朝，皆封王侯于此地。

        荆州城的城郭在战国末年形成。汉代已有了城墙。

        蜀国大将关羽和吴太守朱然，东晋桓温、梁元帝、南平王高季兴等，都对荆州进行了修葺。

        至北宋末年，江陵城毁。南宋淳熙年间，重修城墙，淳佑十年(即公元1250年)挖城壕。元初，忽必烈下令拆除江陵城。元末，朱元璋称吴王时，又派员依旧基得以重建。

        江陵城，东连吴会，南及潇湘，北据汉沔，西通巴蜀，居江汉之间，为四集之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天下分为十三州而治，其中就有一个荆州，府治理设在江陵。

        荆州城，又名江陵城，就是因为此地在秦破郢后置江陵县，作为县城而得名，其后两千多年，江陵作为地名历代沿用，故有一城二名，沿袭至今。

        历经汉唐盛世之后，江陵城早已经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

        与长安、洛阳、开封、益州、南京、杭州、扬州、苏州、大同并列为中国十大商业都会。

        史称“江左大镇，莫过荆扬”，甚至在汉唐大盛世时，这荆州城的规模还要在扬州之上。成为中国南方湖广地面上的第一大都邑。

        然而，人怕出名猪怕壮，荆州城自然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每逢一次更朝换代，便不可避免要进行一场战争，所以荆州城也是屡建屡毁。到明代嘉靖年间，荆州城的规模比盛唐时期要小一些。

        但常住人口仍有十几万。要知道那时江南第一繁华地的留都南京，常住人口也不过二十万左右。

        荆州城东西长，南北短，呈不规则的椭圆形，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密密匝匝地挤了数以千计家店铺。

        荆州城东门外的江津口，就是当年楚成王修建官船码头的地方，如今成了长江最繁华的港埠之一，每天在这里停靠的来自于长江上下各个州城的商船可谓大大小小成千上万。

        地段好，人气足，交通又方便，自然受到商贾们的钟爱。

        许多商人都涌到这里来消遣，开酒楼茶坊的，说书唱戏的，测字打卦算命的，甚至拉皮条做皮肉生意的，各色各样，反正都能轻轻松松赚到货真价实白花花的银子。

        天长日久，荆州城中的殷实富户不知不觉就多了起来。

        人一旦有钱了，追求自然就提高，品味跟着上来了，读书人也多了起来。读书人一多，城中的风气自然而然就会变得优雅起来。

        所以，荆州城在世人眼中是个“琵琶多似乎饭钵，措大多过鲫鱼”的衣冠薮泽锦绣文华之地。

        （注措大，旧指贫寒失意的读书人。语出《类说》卷，唐张鷟《朝野佥载》“江陵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荆州城建城历史长达3000多年。自公元前689年楚国建都纪南城，先后共有6个朝代、34位帝王在此建都。从“天下第一循吏”的孙叔敖，到明朝万历时期的首辅张居正，从荆州城走出去的宰相高达138位。这与读书的风气不无关系。

        从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到张九龄、李白、杜甫、苏轼……大批文人墨客都在荆州吟诗作赋。

        其中最为有名的故事“关羽大意失荆州”就发生在此。

        在距离荆州城东门外约莫里的样子，有一个村庄叫作张家台子村，那里便是张居正的故乡。

        嘉靖二十六十年，即公元1547年的那场科举，是整个明代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一次科举。

        那次科考，共录取进士达300余名，其阵容之豪华，影响之深远，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300余名（209-305，说法不一）进士，其中较有作为，于史书中留名的大概有70名左右。而这群人中，官拜尚书衔的就有10人，入阁辅政者3人。

        这个数据与比例非常夸张，在整个大明首屈一指遥遥领先。

        张居正就是那一年考中的进士。

        除了张居正，还有以写青词被嘉靖皇帝宠信的李春芳，有刚直不屈以死弹劾的杨继盛，有抗击倭寇剿平内乱的殷正茂，有整肃海防擅撰杂剧的汪道昆，有治理漕运疏通河道的凌云翼，有背负盛名引领大明文坛二十余年之久的王世贞……等等。那些人对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都起到巨大的作用。

        曾有学者这样评价嘉靖二十六年这场科举是嘉靖皇帝执政前期推行新政的一次成果汇报，也是他留给隆庆、万历两朝的一次人才大储备，还是明代科举的一次绚烂瞬间，更是留给后世史学家的一次饕餮盛宴。

        但其实，必须承认，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之所以如此光辉夺目，与核心大佬张居正不无关系。

        没有张居正，这一科的进士也或许像其他科的进士一样。像殷正茂、凌云益，都是张居正一手提拔上去的，像王世贞、汪道昆，如果不是张居正，他们的绝不会被那么多人记住。

        因为张居正用人有着鲜明的特色，除了“重循吏、远清流”，他还喜欢重用同学和老乡，这给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创造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发展机会，甚至包括反面的发展机会，比如王世贞诋毁张居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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