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我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一本薄书：《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书第一页是孔子像，旁边写了“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八个字，是父亲的笔迹。还有屈原，“忠而见逐，情何以堪”；陶渊明，“富贵烟云，采菊亦乐”等一共12人。

                  父亲在我出生那年被划为右派。他只是凭良心替同事讲了几句公道话。因此，他被赶出县中医院，带着我来到大山深处的三山坳村，当了一个乡村医生。我考取北京中医学院那年，他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吼了一声：“苍天有眼”就一头栽在地上。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回到省里，在卫生厅办公室工作。本来我想去中医研究院，厅长马垂章点名留我，并破例分给我一间房。以后我常常同办公室的丁小槐斗心眼，可每次都是我吃亏。到年底丁小槐对我客气起来，说要给我介绍对象，又请我吃饭。过了元旦他提到评优的事，希望我提他的名，我答应了。事后同事小莫说我是老好人，我说：“反正只是个臭虫屁大的事。”

                  厅里要对全省的中药市场进行整顿，关闭一批。我和丁小槐去吴山地区调查。马塘铺市场假药泛滥，可那是马厅长的家乡。回来我把情况向药政处做了汇报，可丁小槐却对黄处长说材料不准确。我心里憋得痛，丁小槐指鹿为马我忍不住把事情告诉了厅里的老办事员晏之鹤，他劝我要学聪明点。

                  厅里花三十万买了一台进口新车。我觉得厅里车够多了，也不定每个厅领导都得有一辆车，一辆车一年要耗几万块钱呢，这样花钱对不起那些无助的病人。在一次支部民主生活会上，马厅长说道：“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我受到鼓励就把小车的细账算了，没提到任何人。马厅长说：“大家讨论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嘛。”就走了。接下来大家都批评我，连关系最好的小莫都说我的不是，我万料不到事情竟是这样一种结局。晚上小莫又偷偷来我宿舍，请我原谅，说：“今天说了违心的话，我没有沉默的权利，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过几天马厅长在全厅大会上说：“我们有些同志，看问题有些片面性，缺少全局观点。”不久以后我就被调离厅办公室，到中医学会去了。女朋友知道这个消息，断然与我分手。

                  在中医学会一呆就是四五年，我结了婚，妻子董柳是市五医院的护士。婚后，董柳搬到我这里，过了一年，董柳怀孕了。我想想她每天拖着身子挤车上下班，可怎么行我想把她调到离厅里不远的省人民医院来，但要我求人，可难于上青天啊我逼着自己去找孙之华副厅长，孙副厅长要我去找省人民医院耿院长。我把董柳挤车的危险对耿院长说了，告诉他前几天董柳还被挤下车摔了一跤。他说：“真的如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我陪笑着退出来，心里想着，惨啊，惨孩子生了下来，取名池一波。董柳奶粉啊等都要买最好的。家里几乎每天都火烧眉毛等钱急用，这也改变了我对钱的感觉。岳母来带一波，我到行政科去想讨一间房，没讨着。岳母就睡在门边的小床上，中间拉上一道布幔，我别扭得要命，可没办法。丁小槐提了办公室副主任，搬出筒子楼住套间去了。

                  一波三岁该进幼儿园了，董柳想让他进省政府幼儿园。我想尽了办法进不去，可丁小槐的儿子进去了。董柳气得滴泪。后来是董柳在外经委当经理的妹夫想了办法，一波才进去了。我叹息自己无能，手中没东西，人家凭什么要照应我按部里的布置，厅里抽人去湖区搞血吸虫调查，我也去了。在去之前的会上马厅长说：“这几年我省在这方面成绩是很大的，大家要珍惜厅里的荣誉。调查在选址抽样方面做了精心安排，结论是发病率略有下降。”我知道数据不可靠，可我的角色早就被预设好了，我不能说。回到厅里我心里很不安，那些病人太苦了也太无助我写了真实情况想匿名寄到北京去，被董柳发现，撕碎，烧掉了。

                  “这一辈子怎么办呢人只有一辈子啊。”问题是董柳提出来的，我感到绝望，急得心里发痛，这六七年干什么去了责任啊良知啊人格自尊啊，那是谁都可以讲的越想讲自尊就越没自尊。

                  后来，马厅长的孙女呕吐脱了水，到省人民医院输液，几个护士都太紧张走了针。马厅长夫人沈姨大发脾气，听说董柳技术好，深夜派车接去，一针就打中了。沈姨留她在病房陪了几天，主动提出把她调来省人民医院。多年的愿望一下子实现，董柳哭了。

                  中医研究院原院长舒少华要我去他家。他拿出一封打印好的信，是写给省委的，上面列了马厅长七条罪状。有五十多个人签名，好几个是大名鼎鼎的专家，他希望我签名，我说要跟董柳商量一下，回来就把事情跟晏之鹤说了。晏之鹤建议我当晚向马厅长汇报，我急得直甩脑袋说：“啊呀呀呀呀呀我真做不出，这算不算出卖呢”我耷拉着头痛苦不堪，心中非常清醒，晏之鹤是对的我马上去了马厅长家，把事情说了。马厅长说：“七条罪状，你怎么看”我说：“欲加之罪舒少华他不是针对哪个人，是想搞垮我们的事业狼子野心”马厅长布置我去做几件事，我连夜就做了。第二天舒少华的阵线就崩溃了，签名的人纷纷找到马厅长表示忏悔。马厅长安排我报副高职称，又参加博士考试，都通过了。年底厅里下了文，调我到医政处当副处长，房子也搬套间了。想想这一年的变化，老婆调动了，房子有了，职称有了，位子有了，工资涨了，博士读了，我说话也管用了，真是天上人间啊不久，我由马厅长提名，被任命为副厅长，分管中医研究院。在研究院两年多，我主要做的事就是争取安泰药业股票上市，我是董事长。事前董柳在柜台交易中收集了四万多股，开市那天抛了，赚了三十多万，发财就像做梦一样。“你对厅里工作有什么想法”马厅长问我几次，我有了一种预感。终于有一天马厅长对我说：“省里找我谈了话，过六十岁一刀切。省里要我推荐一个人。为了保证工作连续性，我想推荐你。”我几乎要落泪说：“马厅长，我是你一手带出来的，无论如何，也要把厅里的既定方针贯彻到底”回去我把消息告诉董柳，她喜得手足无措。马厅长想在退位后到省人大谋一个位子，我说：“人大里面应该有我们的声音。”省委召我去谈话，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马厅长的话大家都服从惯了，我想有点改革，不要受干扰，还希望省里支持。”回厅里我建议马厅长离任后出国考察，顺便看看在洛杉矶读博士的儿子。他去了我就好办事了，我感谢他，可我不想因感恩当个傀儡厅长啊，年底我回到了三山坳，在父亲坟前久久伫立。父亲，你相信人性，相信公正，对世界的理解有着浪漫的崇高。而我，却在大势所趋的口实之中，随波逐流走上了另一路。那里有虚拟的尊严和真实的利益，我因此放弃了准则信念，成为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我在坟前跪下，把父亲留下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付之一炬。

                  父亲的肖像是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的。他已经死了，这个事实真实得虚幻。

                  那天从山上送葬回到土坯小屋，就失去了悲痛的感觉；悲痛在极点上持续，就不再是悲痛。那些山民，我平时称作婆姨姑嫂爷舅叔伯的，都在屋子里站着，翻来复去地说着那几句话：“人死了就活不回来了。”“再说老天爷要收人，毛**他自己都没办法。”屋子里弥漫着烟雾。秦三爹不停地卷着喇叭筒给身边的人抽。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气息，只有山里未经制作的土烟才是这样浓烈而辛辣。父亲生前经常在煤油灯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缓慢地卷起一支喇叭筒，凑在灯上点燃，吸完了，又开始卷下一支，一句话不说，就过了一晚。昏黄的煤油灯把山民们的身影映在墙上，看久了就会产生某种幻觉。在那些逝去的夜晚，我在父亲的对面复习功课，越过他的肩看见墙上的身影，一动不动，看着看着就觉得那身影不很真切，像墙上凹进去了一块。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父亲在山中，在永远寂静的黄土深处。

                  夜深了，人渐渐散去。我在油灯下枯坐一会，在门坎上坐下来。今夜的风很大，也很纯，风中裹着一丝丝衰草的气息，这是山里面才能分辩出来的气息。没有月亮，稀疏的星星散落在天幕上，衬出远山朦胧的轮廓。山们这么沉默着，已经有无数世纪，这是山外人很难想象的。我在风中听到了一种声音，很多年来我都听到这种声音，像是召唤，又像是诉说。仰望星空使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岁月，时间尽头的岁月，还有那些遥远的地方，被称作天尽头的地方，那里一定有什么存在。可是父亲他死了，死了就活不回来了。我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死去，可这是真的，真的，这个事实无法拒绝。

                  我极度疲倦又极度清醒。无法入睡，我想把父亲留下的东西清理一下。几件衣服，几十本医学书，这就是一切。我把搁在横梁上的那口软牛皮箱取了下来，打开箱子我闻到一种陈旧的气息，这是藏在隐秘的时间深处的气息。我端起煤油灯照了照，里面是几本书躺在那里。我在平整箱底时忽然感到了中间有一块稍稍凸了出来，把油灯移近了仔细摸索，可以摸到一个明显的边缘。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一下一下生动可感。我仔细摸索了，那深红色的绒面有一侧是被刀割开了的。我小心地把手伸进去，慢慢地掏了出来，凑到灯下一看，是本很薄的书：《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

                  书的封面已经变成褐黄，上海北新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出版，算算已经三十八年了。我轻轻地把书翻开，第一页是孔子像，左下角竖着写了“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八个铅笔字，是父亲的笔迹。翻过来是一段介绍孔子生平的短文。然后是孟子像，八个字是“舍身取义，信善性善”；屈原，“忠而见逐，情何以堪”；司马迁，“成一家言，重于泰山”；稽康，“内不愧心，外不负俗”；陶渊明，“富贵烟云，采菊亦乐”；李白，“笑傲王侯，空怀壮气”；杜甫，“耿耿星河，天下千秋”；苏东坡，“君子之风，流泽万古”；文天祥，“虽死何惧，丹心汗青”；曹雪芹，“圣哉忍者，踏雪无痕”；谭嗣同，“肩承社稷，肝胆昆仑”，一共十二人。我翻看着这些画像，血一股一股地往头上涌，浑身筛糠般地颤抖。那种朦胧而强烈的感情冲击着，我自己也无法给予确切的说明。我准备把书合上的时候，发现了最后一页还夹着一张纸，抽出来是一个年轻的现代人的肖像，眉头微蹙，目光平和，嘴唇紧闭。有一行签名，已经很模糊了，我仔细辩认看了出来：池永昶自画像，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下面是一横排钢笔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父亲的像啊，二十年了！一口一口地我喘着粗气，声音在夜中被放大了，像门外传进来的。山风呜呜地响着，天亮了。

                  十年前，父亲带着我来到这个名叫三山坳的山村，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十岁。父亲在我出生那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虽然在六二年摘帽了，但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还是被赶出了县中医院。十年来，他就在这一带行医，活人无数。三天前，他突然倒了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

                  当时我正打算进山去采草药，刚走出村，就听见有人喊：“大为崽呀，你爸爸摔倒了！”我甩下竹篓就往回跑，到家门时看见父亲躺在地上，村民们都围着他不知所措。我跑过去掐着他的人中，没有反应，就哭了起来。秦三爹说：“送卫生院！”马上有人抬来一张竹躺椅，两根楠竹扎起来成了一副担架，马二虎秦四毛抬着就走，几个年青人跟在后面准备接替。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路上摔了几个跟头，下巴都摔出了血，也没有一点感觉。走到半路，父亲的身体老是往下滑，秦三爹把裤腰带解下来想把父亲的身子绑在竹躺椅上，正绑着他的手停了下来，眼睛望着我。我惊恐地问“怎么了？”秦三爹把父亲的手抓起来说：“大为崽，开始冷了。”

                  医生说父亲死于脑溢血，可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他有这种病，我不相信。可人已经凉了。我在父亲全身上下摸着，把手插到身子下面去摸背脊，想找到一处温热的地方，又把衣服掀开来，脸贴在胸前细听，凉意传了过来，越来越明显，最后我绝了望。父亲抬回三山坳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来了，接着邻近的村庄也来了很多人。秦三爹说：“池爹他有后人，还是按老规矩办吧。”马七爹把自己的寿材抬来了，他拍着胸脯说：“我这把骨头，还可以熬个三年五年的吧。”我给他磕了头，马七爹说：“我受了你磕的这个头，棺材我就送给池爹了，他人真的好呢！”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说：“做个好人真的合算，是最合算的。”他的话我懂了，却又不太懂。我还不能充分想象自己，吃了亏，还有什么合算。现在我似乎懂得了，做一个好人真合算的啊！

                  竹棚扎了起来，这就是灵堂了。我跪在那里烧了九斤三两纸钱，把灰用布袋装了，给父亲做枕头。守夜的那天晚上，马二虎下山请来了响器帮，买了两只花圈，还有鞭炮和冥币。晚餐开了五桌烂肉饭，有身份的人入席坐了，其它人自己拿只碗，在饭甑里舀一碗饭，加一瓢汤，再夹一撮剁辣椒，也算吃了一餐丧饭。九点钟一到，响器敲了起来。唱夜歌的拿着调儿唱道：“孝子磕头！”我还没反应过来，马七爹一捅我的腰，我就在灵柩前跪下了。响器停下来，放了一挂鞭炮，唢呐就吹起来。我平生没有听过如此凄凉悲婉的曲子，像天上飘来的声音，那调子都吹到心里去了。灵棚旁边升了六堆大火，烟弥散着，火光映着人的脸，在唢呐声中给人一种非人间的感觉。

                  第二天清晨出殡，他们给遗体把赶制出来的寿衣换上，按照父亲生前的交待，用一块白布把他的身子裹了起来。几个小伙子把我从灵柩边架开，我远远看见他们换了寿衣，裹上白布，又把许多生石灰塞了进去，再把白布一层层盖上。一切准备好了，又架着我过去见最后一面。我看见父亲躺在那里，只露出一张脸，像睡着了一样。我想到这就是永别了，哭得气绝。唱夜歌的庄严地喊道：“时辰到！”鞭炮响了起来。两个年轻人把棺材盖上，马七爹走上去长揖三次，拿着竹钉钉了起来。我挣扎着要扑上去，秦三爹说：“按规矩办！”两个年青人把我死死地架住，按在地上跪着。杠头唱了声：“咦哟嗬，起！”十六个人就把棺材抬了起来。主杆的前面站着一只翅膀被扎起来的雄鸡，后面是一只巨大的银色纸鹤。我端着遗像在前面走着，每一次换杆我都转过身来给抬杠的人磕头。唢呐在山间小路上凄婉地响着，唢呐一停，鼓和钹就响了起来，回声从四周的山上荡了过来。

                  到了坟场，坑已经挖好，秦三爹把雄鸡一把抓下来，宰了，倒提着，把血淋到坑底。两根粗大的绳索吊起棺材，缓缓地放了下去。我跪在坑边，头伏了下去。我闻到了泥土的气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有着涩涩的腥味。我看着父亲无可挽回地离我远去。

                  父亲下葬后第二天，秦四毛来找我说：“这里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了乡邮员，他要我把信带给你。我给池爹了，他看了以后就倒下了。我这几天只记得忙，信塞在口袋里都忘记了。”我接过信一看，是我的入学通知书，北京中医学院，我考上了！可是，父亲却因此离开了我。当时父亲接了信，盯着信封看了好一会，口里说：“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大为崽回来再拆。”可还是忍不住拆了，看了后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一只手举了上去，吼了一句：“苍天有眼，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说着一头栽在地上，就再没有起来。

                  我完全明白为什么那份通知书会给父亲那样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其实他并不热心于政治，在鸣放中也没说什么。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风会上给县中医院的吴书记提了三条意见，吴书记当时很虚心地接受了。可一个星期以后风云突变，那三条意见成为了向党进攻的罪状。朱道夫大感意外，声泪俱下地表白自己对组织的赤胆忠心，何况，公布的罪状与当时的发言相去实在太远。他哀求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出来作证，可大家都沉默了。这天晚上朱道夫来找父亲，一进门就跪下了，请他出来说句公道话。父亲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维护自己做人的起码原则，他并没有足够想象力去设想站出来陈述一个事实意味着什么。朱道夫当时拉着父亲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啊！”可父亲的证词毫无意义。吴书记笑着问他：“是这样的吗？你再想想？”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说：“我以人格担保。”书记又笑了说：“你的人格就那么值钱？”又一只手在父亲眼前一点一点说：“再好好想想，仔细想一想。”父亲被激怒了说：“才多久的事我会记错？一个人他做人总要实事求是。”吴书记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组织上没实事求是？”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到，那几分钟的对话，要以几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在六一年，爷爷又气又病还吃不上饭，饿死了。我从小就生长在歧视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岁，整天饿着向大人要吃的。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肿，而我常常是坐在门坎上碗不离嘴就把一碗饭吃下去了。“**”来了，父亲挨了斗，戴着尖尖的纸帽，敲着一面铜锣游街。那时我在读三年级，我迷惑了。难道父亲不是好人吗？好人怎么会被游斗呢？不是好人他怎么常常告诉我要做个好人？那时我心中装满了“黑帮”和“潜伏特务”一类的词，真不敢把这些词与父亲联系起来。同学们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缝钻进去。后来人们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资派去了。那时朱道夫常到我家来和父亲说话，两人同病相怜。六七年底，《人民日报》登出了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时朱道夫突然站出来揭发了父亲，说父亲讲了怎样的反动言论，而自己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让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这样父亲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来了。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朱道夫因为揭发有功，就留在县城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几个字的沉重份量。我读了初中，尽管成绩优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

                  我的命运似乎已经确定。父亲开始教我探脉、采药、配方。我崇敬他，但内心却强烈地反抗着这样的命运。就这样过了五年，我也是一个乡间医生了，我认了命，不再敢奢望命运会有任何转机。从我懂事以来，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唯有一次，我在绝望中轻声抱怨了几句，怨父亲不该为朱道夫那个猪都不如的东西说话。万没想到父亲突然发了脾气，身子簌簌抖着，一根指头一点一点地指着我，说：“崽子，你还没有学会做人，做人！”看着父亲身子颤抖，我很后悔，自己戳到他视为神圣不容亵渎的东西了。当时父亲说：“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就图了个清白。我死后用白布把我裹起来，你别忘了。”开始有人给我提亲了，我竭力地推辞着，却感到了巨大的阴影正在一步步无可阻挡地逼近。我绝望了。这天初中同学胡一兵和刘跃进来到了三山坳，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的大学要开考了。我说：“高中都不让我读，还让我读大学？”他们互相望一眼，都不做声。他们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那一天父亲整夜没睡，垂着头在灯下一枝接一支抽烟。我装着睡着了，咬着被子，眼泪把枕头濡湿了很大一块。清早父亲对我说：“我下山走一趟。”就进城去了。晚上回来喘着说：“你可以考，我问了，你可以考！”边说边把拳头对着土墙用力打去，皮都破了，血渗了出来。

                  我豁出命来读了三个月的书，在十一月份参加了全省统考。从那以后父亲每天就坐在门坎上，望着乡邮员走上来的那条小路。虽然要一个星期才送一次信，他还是每天那么望着。消息传来，刘跃进和胡一兵都拿到通知书了，一个到武汉大学去学哲学，一个到复旦大学学新闻。我简直没有勇气面对父亲那若有所询的眼光，垂了头恨不得夹到胯里去。父亲说：“就算没考上，那还能怪你吗？也可能是他们讲政治条件。”我心里想：“没考上明年还可以考，要讲政治条件我这一辈子就吹灯拔蜡了。”我强烈希望是自己没考好，那样明年还有希望。没想到录取通知书最后还是来了，更想不到父亲就那么去了。

                  去北京之前我到了坟地，在父亲的墓前跪下了。中午的阳光带着一丝暖意照在我身上，风吹起了衰草，也吹起了我的头发。不知名的鸟儿在看不见的地方歌唱。一只鹰在天上孤独地盘旋，盘旋，突然，箭一般地扎到山崖中去了。坟拱起来是一个锥形的小土堆，泥土的气息还没有散去。父亲已经死了，我还活着。我心里似乎在恨着，却不知恨谁。我拈起一撮土，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吞了下去。群山起伏，静卧在阳光之下。对它们来说，一年，十年，一百年，时间并不存在。北风呜呜地吹着，像天边传来的召唤。

                  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对父亲的一生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我为父亲感到委屈，那么好的一个人，又那么有才华，却那么凄凉地过了一生。做个好人，鼻子下面那张嘴吐一口气就说出来了，可做起来容易吗？还有，父亲他值得吗？那个朱道夫回过头来还咬了他一口呢。

                  不过我到底还是没有把这些问题放在心中反复纠缠。在那些岁月里我心中充满了放眼天下的激情，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于那种把日子当作日子，把自己当作终极的生活，也不能设想把视野局限于以自我为中心以私利为半径的那个小小圆圈之中。那种庸人哲学轻如鸿毛，我觉得实在很可笑，也实在是不屑一顾。别人愿意用世俗的方式体验世界，那是他的可怜选择，我决不会走上那条路的。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声音，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声音提醒着我，我注定是要为天下，而不只是为了自己活着的，这是我的宿命，我别无选择。我在内心把那些将物质的享受和占有当作人生最高目标的人称为“猪人”，在精神上与他们划出了明确的界线，并因此感到了心灵上的优越。人应该追求意义，意义比生活更重要，不然怎么还叫做人呢？那时候农村改革刚刚兴起，暑假里我和胡一兵刘跃进一起，每人背上一个挎包，到丘山全县的各个乡去搞调查，找各种各样的人了解情况，把农民们说的话都用小本子记下来。晚上，就睡在草丛里，蚊子多得要命，就轮着摇扇子，一边把白天了解的情况作出种种分析，得出宏伟的结论。睡在青草中仰望无边的星空，真有临环宇而小天下的豪迈气概。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争上大半夜，似乎结论有关民族前途人类命运。漂流了二十多天，我们到了刘跃进家，关上门忙了几天，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三万多字，寄到国务院去了。虽然就没了下文，但几个人还是觉得办了一件大事。

                  在大学四年级的那一年，八一年，一个春天的夜晚，我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活动室的黑白电视正在放足球比赛，人声鼎沸。我平时很少看球，这天被那种情绪感染了，也搬了凳子站在后面看。那是中国与沙特队的比赛，中国队在二比0落后的情况下，竟以三比二反败为胜。比赛一结束，大家都激动得要发疯。宿舍外有人在呐喊，大家一窝蜂就涌下去了。有人在黑暗中站在凳子上演讲，又有人把扫帚点燃了举起来当作火把。这时，楼上吹起了小号，无数的人跟着小号唱了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火光照着人们的脸，人人的脸上都闪着泪花，接着同学们手挽着手，八个人一排，自发地组成了游行队伍。走在队伍中我心中充满了神圣的感情，哪怕要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我忽然想起了文天祥，还有谭嗣同，那一瞬间我入骨入髓地理解了他们。挽着我左手的一个女同学痛哭失声，我借着火把的微光望过去，原来就是班上的许小曼。前面有人喊起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口号马上就变成了那一夜的主题，响彻校园上空。那一天是三月二十日，北京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举行了校园游行。“三·二〇之夜”使我好几天都处于亢奋的状态，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受到了圣洁的洗礼，也极大地激发了我的责任意识。我坚定了信念，它像日出东方一样无可怀疑，无可移易。

                  那次游行后我在操场边碰到许小曼，我点点头与她擦身而过。走过去她在后面叫：“池大为。”我乖乖地站住了，转过身去。她站着不动，也不做声，笑着。我怔了一会说：“有什么事吗，许小曼？”她说：“谁规定了有事情才能叫你？”我站在那里很不自在说：“那，那……”话没说完，她头那么轻轻一点，似乎是叫我过去。我怕自己领会错了，仍站着。她手抬起来，食指轻轻勾了一下，我像接到了命令，挪步走了过去。她说：“前天药理分析我缺课了，要抄你的笔记，拿来。”我从书包里把笔记本拿出来。她接过去，也不说什么，仍望着我，笑着。我心中发慌说：“还要什么，许小曼？”她仍然望了我，说：“不要什么。”我躲着她的眼光，盯着她的脚。她轻轻一笑说：“池大为。”我猛地抬头说：“什么事，许小曼？”她抿嘴一笑说：“没什么事。”我站着不动，额头上的汗都出来了，抬手用衣袖擦了一下。她哧地一笑，手很优雅地一扬说：“没什么事，你去吧。”过几天上课时，她当着同学的面把笔记本还给我，旁边的男同学都感到惊奇，直对我挤眼睛。我看看笔记本的封皮已经包好，里面破损的地方也都用透明胶带粘上了。我心中大为感动，却不敢往深处想。许小曼是我这样的人消受得了的吗？她的漂亮在我们系里甚至全校都是出了名的，寝室里的男同学经常站在楼上窗口，看她打了饭从下面回宿舍去。有次我就亲眼看见她在食堂里喝粥，外系一个男同学坐到她身边想搭话，她把勺往碗里一扔，“当”地一响，端着就走。何况她是北京人，父亲又是军级干部。传说班上有八个同学想追求她，被称为“八老”。这样的女孩我从来视若天人敬而远之，想都没想过自己能与她有什么特殊的交往。上大学三年多来，我很少跟女同学说话，更不用说跟许小曼了。我并没有小看自己，内心甚至还很骄傲，我尽量把这点骄傲从学习上特别是考试中表现出来。同时我又很现实地看自己，我凭每月二十一块钱的助学金生活，衣服也没有一件潇洒的，书包还是帆布的军用书包。校园里还有几个人用这种老式书包？以前寝室里几个同学在争论许小曼的挎包是仿皮还是真皮的，面红耳赤几乎要吵架，最后的考察的结论是真皮的，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小牛皮。就凭这点差别，我就没有想过自己会跟许小曼有什么特殊的来往。不是自己的东西，想它干嘛？我心如止水，也就不必像“八老”等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因此我感动过后，只觉得许小曼是个好女孩，别的也没去想了。

                  有天晚上我去三教自习，刚坐下许小曼就进来了，凑到我跟前说：“池大为你也在这里啊。”她坐在我后面几排。看着书我总觉得脑勺麻酥酥的，几次想扭头看看，都忍住了。书看得越来越含糊，心神都转到了后面那个人身上。一会许小曼过来问我一个问题，不幸我说得语无伦次含糊不清。她去了我十分遗憾，几年才等到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反而丢脸了。她会不会在心中小看了我？我真希望她再给我一次机会。就好像有心灵感应似的，正想着她又过来了，这一次我讲得有条有理。她头发中散发出一种奇异的芬香，我忍不住装着要讲得更详细些，把头靠近了用力地吸了几下。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情不定，那种淡淡的芬香总是在我身边缭绕。

                  第二天晚上我又到那间教室去，模糊地希望再见到许小曼。到了九点多钟她还没来，我心神不定，又说服自己说：“几年才碰到一次，还有第二次吗？”渐渐的我反而安心了，想入非非，那可能吗？正想着她进来了，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劲眨一眨眼，可不是她。她笑一笑，我点点头，又低下去装作用心看书。她在我的左前方坐下，掏出笔来写什么。我的头不听使唤似的，老忍不住微微偏了斜着眼去瞟她的侧影，鼻子，耳朵，头发，无一处不是恰到好处。看见她头一动，我马上就把头转向书本。这样好几次，我看着看着忘了情，她突然一转头，我似乎不记得应该掩饰，仍是那么微张着嘴呆呆望着。她眼睛询问似地一眨，我才记起自己失态了，把眼睛转到书上，书上写了什么，却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了。再往后我就不敢去那间教室了，许小曼是谁，池大为又是谁，那可能吗？能那么近距离地看一看就已经很奢侈了，还真能一厢情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这方面作超水平的发挥，那不可能，也不符合我的性格。

                  这天在图书馆与许小曼迎面相逢，她把我叫住说：“池大为，你最近怎么老躲着我？”这话没头没脑大有意味，可我还是不敢充分展开自己的想象，给予准确的解释。我跟她说话，眼睛不住地往两边瞟，怕同学看见了把我列为“老九”。她说：“池大为你的眼睛怎么老是鬼鬼祟祟的？”我只好把“八老”之说讲了。她说：“有这样的事？那现在放你走，明天晚上，老地方。”不等回答就去了。

                  到时候我到三教去，在那间教室等了很久，许小曼也没来。我心痒难熬，跑到楼下去，又跑上来，上窜下跳十几个来回，一直到打熄灯铃了，才最后泄了气。我太自作多情，人家顺口说几句话，我就当了真。心中又怨着她，你没意思我也不敢有什么妄想，偏要惹我，害我成了方寸，这一乱不知何时才能平息。第二天上课不见许小曼的身影，我想问女同学，又不敢问。晚饭前在寝室听见汪贵发和伍巍在议论，许小曼因急伤风引起胃痉挛，在校医院住院，他们已经去看过了。我心中直跳，装着若无其事，出了门马上往医院跑，在一楼病房门口看见有几个男同学围在病床前，就退了出来。我在窗外来来回回地走，总想找到一个机会，单独地看一看她。可不断有人来往，一呆就是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天黑之后又来了一个男的，高高大大，在她的床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恨得我心中痒痒的。本来还想就这么进去看看，看同学嘛，到后来越发失去了勇气，人家有人看有人守，我是谁？回到寝室想找另一个同学一起去，可没有勇气开口，好像一开口别人就会知道我想什么。又回到医院，那人还没走。一直到医院关门，看那男的出来，在他后面跟了一段，彻底泄了气。

                  第二天上午我没去上课，一打铃就直奔校医院，老天保佑，她床前没人。许小曼很兴奋说：“大为你怎么早不来看我？”我说：“反正你有人看。”她说：“我一直在等你。”我说：“昨晚上我来了，这里一直有人，有人守到关门，就没进来。”她笑了说：“傻哥哥呢，那是别人，不管他。人家要来，我总不能叫他走，那是别人。”我们说着话，她睛里的那点东西似乎是很明确，又不明确，我不敢确定。说着话她一只手从毯子下缓缓伸过来，似乎不经意地，触到了我搁在床边的那只手，停下。我没有动，她冰冷的手指摸索上来，在我的手背上轻轻握了一下，又慢慢摸上去，在我的手腕上来回摸抚，最后把我的右手握住，攥紧，渐渐攥热了，说：“你好。”眼睛也闪着一种奇异的光，像是一种能量在瞬间被点燃了。我感动得直想哭，说：“是真的吗？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啊！”她说：“谁说不是真的，不可能？”把我的手握得更紧，手心传过来的一种湿热，一种渴念。我全部的感觉都集中到那只手上，感到手心一下又一下有着节奏均匀的微颤，像有一颗小小的心脏在那里跳动。

                  正是这幸福的时刻，她妈妈来了，要接她回去。我叫了一声“姨”，她点点头，不说什么。看着她妈在收拾东西，我呆在那里，手脚都成为了多余的东西。她妈扶起她时候，我想上去帮一把，手往前一伸又缩了回来。许小曼说：“池大为你拿东西。”我心里一热，把网兜提在手中。这时进来了一个军人，她妈说：“小李把东西提到车里去。”我就乖乖地把网兜递了过去。小李把车发动起来，我呆站在那里。许小曼说：“大为我很快就会好的。”我刚把手扬上去，车就开了。回到寝室，我把右手放到鼻子前闻了闻，又闻了闻，犹豫着，在脸颊上摸了，脸上一阵发烧，羞怯地偷笑了一声，又犹豫着，把衣服揭开，把浑身上下都摸了一遍。

                  这样我跟许小曼就明确了那点意思。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就这样发生了，我幸福地觉得世界是一个虚构。我不放心总是问她怎么会喜欢了我，还有那么多优秀青年呢。她说：“他们太聪明了，看去那么浮着轻飘飘的。”我还不放心再问几次，她说：“喜欢就是喜欢吧，爱就是爱吧，为什么一定要问那么多为什么？”又说：“我就那么不会看人？杜聿明的女儿，那么多公子哥儿围着转，她都看不上，偏看上了布衣子弟杨振宁，怎么样？那才是眼光呢。”她这么一说我感到惭愧，我哪能有那么大的出息？我沉醉了好些日子，捧在手里都怕手心那点热气把她融化了。跟许小曼的交往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奋斗精神，我不做点事出来怎么对得起她？我真觉得她样样都好，连生气都让人爱。在一个台湾作家写的书上看到，他声称自己的妻子是“亚洲最漂亮的女人”，我觉得简直是胡说八道，真恨不得一拳把他打到墙上变幅画。想来想去还是原谅了他，他没到北京中医学院来过，也没见到过许小曼啊。

                  因为许小曼我得罪了那几个同学，他们把我的看作情敌。伍巍说：“大为你爆冷门了，你有时考试爆冷门，没想到别的方面也爆冷门了。”我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想到。”又恨自己不争气，他这么说，我怎么不反击？马上又说：“难道谁规定了谁一定是属于谁的？”汪贵发在一边说：“没想到他倒吃着天鹅肉了。”这个汪贵发，前几年经常耍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寝室，几个人围着一副哑铃在说什么。汪贵发说：“池大为，刚才我们几个人举哑铃，看谁能双手举两只坚持十分钟，没有一个人坚持下来了，你敢试试？”我说：“这算什么！”举了有五分钟，汪贵发一本正经看着表说：“快了，快了。”另外几个人开始发笑，渐渐笑得前仆后仰。我这才知道上当了，硬是咬着牙坚持了十分钟。伍巍说：“我肚脐眼都笑痛了。”现在他竟对我这么说，我憋了一会，冲口而出说：“你才是癞蛤蟆呢。”他马上跳起来说：“池大为你骂人干什么，我说了你吗？”我说：“那难道我说了你？”俩人吵了起来，被伍巍拉开了。

                  跟许小曼交往久了，我感到她被家里惯坏了，也被男孩子们惯坏了，她的愿望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以讨论的绝对命令。开始我还是忍着，为了她别说忍这么一时，忍一辈子也是应该的。可日子久了也难免发生一些小冲突，她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眼泪直流。这时候我就要把男性的倔犟强压下去，陪着笑作出深刻检讨。我能够忍受她的任性，可是任性后面的那点意味，那点居高临下和恩赐的意味，却是我绝对接受不了的。更令我难以接受的，是她那种等级观念，她认为人天生就分为了上等人和下等人，连血液和脑垂体都不同，这是遗传基因决定的，因此不可能改变。而我的观念完全是平民化的，我看到那些山民的孩子并不比谁傻些，只是没有一种适合的环境。我说：“我就是山坳里出来的，那我也是下等人。”她说：“你不是，不然怎么你没读高中也考出来了，别人就出不来？你爸爸也是读了大学的。那种不同在血液里骨头里脑髓里。”我们辩论了好多次，总无法说服她。后来她带我去了她家，知道她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是我在北京看到过的最好的房子，五室三厅，要转几个圈才能够把房子的结构弄明白，比起来学校那些教授的房子就太可怜了。而许小曼自己，拥有一套一室一厅的房中之房。我刚坐下，就有保姆倒了茶，摆上了点心，不一会又是勤务兵送来了开水，把垃圾提下去了。我坐在那里目瞪口呆，感到了强烈的震撼，人跟人这距离真远过天地之遥啊。快到中午她妈妈回来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有着一种高贵的气质，把包放在下来的动作特别优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坐在那里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许小曼说：“这就是池大为，我跟你讲过的，妈。”我被她妈镇住了，她问我很多话，我回答得语无伦次。硬着头皮吃完了饭，回到许小曼的房间，我才松了口气。许小曼说：“以后这就是我们的爱情小巢了。”我心想：“那我还不如住到贫民窟去呢。”

                  交往了几个月，我发现许小曼把我想错了。她觉得自己的愿望对我来说都是圣旨，因为她是许小曼，我只是池大为。我压抑了自己去迎合她，反抗冲动却越来越强烈。有些事情，我心中明白要怎么做才会让她高兴，可事到临头心里就别扭着，怎么也做不出来。她的目标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上等人，有上流社会的风度和情感方式。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也没有力量把平民意识灌输到她大脑中去。我不能永无止尽地扭曲自己，哪怕是为了许小曼也不行。父亲的血流淌在我的血管之中，形成了既定的体验方式。遗传密码作为一种神秘的信号，其选择方向是那样固执，它无可更改地决定了我。

                  应该让许小曼知道真实的我，我池大为虽然穷，虽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许小曼要带我去交结一些“有层次的”朋友，我陪她去了几次，觉得格格不入。那些人的优越感，我感到非常可笑，他们却十分认真。特别有一次许小曼向别人介绍说，我父亲是省城著名的中医，医学院的教授。我别扭得不行，也只好点点头。事后我生气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这么说过！”她说：“那些人都是很讲究的，如果连教授都不是，他们会有想法。”我说：“管他怎么想呢，他算老几？”她说：“你怕什么，他们又不会去调查。你也理解理解我。”也许，我是得理解理解她，她按照自己的观念与人交往，她爱面子。可她说顺了口，对谁也这么说，我生气也没有用，她不在意，说：“大为你别太认真，也让我对朋友有个交待。”我说：“你这是把我放在火上烤，我站在那里都想钻地缝了。”两人争了一会，我还是退下来了。她是许小曼，我不能跟她生气，我只能憋着自己。

                  渐渐地我对许小曼的感觉有些变了，我相信她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危险的征兆，我必须悬崖勒马。可我扭着自己扭得了一时还扭得了一世吗？我在她面前太被动了，我原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扭转局面，可这奋斗一时半会也无法见效。我想，女人是给人爱怜的，没有那点怜惜，那爱就没有根底，就像女人涂胭脂不打底粉，托不住。

                  我决心对许小曼的任性进行抵抗。如果连我都认为自己是欠了她的而放弃了自我立场，那以后还有个完？这天她要我陪她去人艺看话剧《明月初照人》，我说要做实验，已经安排好了。她再三要求我都没松口，这使她大感意外，争执之间她说：“你今天不去就是对我没有心，那有什么意思？”我还陪了笑脸解释，她打断说：“到底去不去？一二三。”我咬了牙说：“不去。”她说：“你好好想一想，仔细想一想。”我不加思索说：“想好了。”她说：“你爱我还是没有爱到骨头里面去。”又说：“我总找得到一个人陪我去吧。”扭头就走。事后我希望她来找我，她没有来。我犹豫着是不是该去找她，向她认错。可这么一认错，我一辈子就错到底了。在极度的痛苦中，在那么多辗转反侧之夜，我意识到许小曼并不是属于自己的，也许她现在也从浪漫而伟大的牺牲激情中省悟过来。毕竟，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是异质的血。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汪贵发等人模糊而明确地说着刻毒的话，我都装着听不懂，忍了，忍了。父亲当年不也是这么忍过来的？我还是感到了一点轻松，一点安慰，平民也可以坚守那种心灵的高贵。

                  毕业后许小曼去了卫生部，我把铺盖一卷搬到研究生楼，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

                  那三年我在研读古代医典的同时，把很多文化名人的书也找来看了。在阅读中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些大人物，从屈原到曹雪芹，没有几个不是命运凄凉一生潦倒的。我特别把那本素描上的人的生平都找来看了，真的为他们感到委屈。好些夜里我把那本素描重新翻开，在久久的凝视中理解了那些人物，也理解了父亲把心灵的原则当作绝对命令，要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可这才是真正的人啊。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这期间许小曼来过一次，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了。她反复对我说一定要写入党申请书，我就写了，很顺利地入了党。这天系里的人事干事找了我去，问我愿不愿留校？我说愿意，我心里早作了这种准备，在药理学专业的四个研究生中，我发表的论文是最多的。过了几天他碰见我，把我拉到路边说：“有人看上你了。”对方是系里姜教授的女儿，我见到过一次，挺不错的。我心里觉得可以试试，又不好意思就表态。他见我迟疑着，又说：“这件事对你各方面都有帮助。”我以为他说学术上，说：“我又不是那个专业的。”他说：“学术是一方面，还有个人发展，在北京发展啊。”我知道姜教授说话的份量，我的导师那么神气，也要让他几分。可把这件事跟留校联系起来，我很难接受，那样我不成了投机分子？我说：“让我想想。”他很感意外，说：“尽快给我一个答复。”又暧昧地说：“毕业的安排也就在这几天了。”

                  回到宿舍我想来想去，决定了即使要跟那姑娘试一试感觉如何，也得等毕业了再说。还没开始就欠下一个人情，那怎么行？我没去找人事干事。他遇了我，询问地望我一眼，我模糊地笑一笑，他就再没表情了。半个月后，消息传出来，留下来的是我的一个同学。我感到委屈，可跟谁去说，又怎么说？我体会到哑巴吃黄莲的滋味。原则千条万条，利害关系是第一条。实质性问题，都是在这种微妙之处决定的。我的导师问我愿不愿去药检局，我说：“我回省里去。”在北京呆了八年，还是呆出了感情。我安慰自己说：“北京有什么好？最大的好处就是难得进来。”又想着自己如果玩点小聪明，先应了人事干事，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岂不就没了这场委屈？可如果那样，我池大为还是池大为吗？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心中感到郁闷，就到街上走一走，最后看一看北京。数日来的彻夜静思，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尽管现实中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力量笼罩着我，推动着我，似乎无可抗拒，我还是要走自己所认定的道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

                  夏日的夜晚我在街头漫步，凌晨三点，翻过围墙，回到了宿舍。

                  在那个炎热的上午我走进了省卫生厅大院。我准备去厅办公室报到，然后把关系转到中医研究院去。在办公大楼前，非常奇怪地，被楼前那一架紫藤吸引了，便移步过去。紫藤叶密得几乎不透阳光，茎干泛着暗绿，如少女腕上脉脉的血管，弯弯曲曲地生长上去，一串串果荚垂下来，毛茸茸的可爱。在绿叶的荫庇下我身上的汗消退了，心中莫名其妙地轻快起来。

                  办公室只有一个年轻人，埋头写着什么。我咳了一声，他抬头扫我一眼，又埋下头去。我只好开口说：“同志，同志，我来报到的。”他眼皮慢悠悠向上翻一翻，头也不抬起来说：“有话就说。”我把派遣证摊在桌上，一根指头顺势在“医学硕士”几个字上一划。他斜了眼一瞥，似笑非笑地一笑，不理我。我退到沙发上，拿起一张报纸来浏览，心里为刚才那一划感到惭愧。好半天他并没有理我的意思，我只好再过去，吸口气缓声说：“同志，我是北京分来的，去中医研究院，已经同意接收了。”她模仿着我的声调说：“同志，你没看见我在给马厅长写材料？马厅长的事重要呢，还是你的事重要？”一边把双手五指捏拢撮着，头晃过来晃过去两边看着：“哪个大，哪个小？”我心里堵着，抓起派遣证就走。冲到门口想着这里就是一关，怎么说自己还是要过这一关的，只好回头问：“您呢，同志您什么时候有空打发我？”他品一口茶，很有表情地吞下去，咂着嘴唇慢悠悠说：“下午，OK？”尾音长长地拉上去，不知是轻蔑呢还是嘲讽。

                  我下午再去时，那年轻人等久了似的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好像有人按下了迫击炮的机关，趋步到门口来迎着我，做了个伸手要握的动作，我还没反应过来，手垂着没动。等我明白了时，他的手已经缩回去了，又再一次伸过来，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摇了摇。他把我让到沙发上，把落地台扇对着我吹，再倒杯冷开水放在茶几上，说：“丁小槐，这就认识了，是吗？”我简直想不起是怎么一来，狸猫就变了太子。我掏出派遣证说：“办了吧。”他说：“先凉快凉快，刘主任要跟你谈谈，马厅长吩咐了的。”丁小槐自我介绍说是前年从医科大毕业的，就留在厅里了，又叹气说厅里的工作就是打杂，当下手，虚度年华，还不如去当医生或搞研究。我说：“厅里就是厅里，鲨鱼掉片鳞下来比鲫鱼还大呢，前途无量。”我说着举起一根指头往上戳一戳。他要把脑袋从脖子上甩脱似地拼命摇头说：“前途无亮，真的一点亮都没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搞个副科级退休，还不知这个理想能不能实现。”

                  丁小槐跟我说话，说来说去就说到了马厅长身上去了。马厅长我认识，四年前我们班十二个同学到中医研究院实习，那时他是院长。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丁小槐说：“刘主任来了，让他跟你说。”话刚落音，门口果然出现了一位五十多岁的人，进了门一直走到我跟前。我刚站起来，手就被握住了。我说：“刘主任您好，您好，刘主任，好，好。”他说：“你的情况我们知道，想把你留在厅里工作，这是马厅长的决策，他亲自点了你的名。”我感到意外说：“本来想到中医研究院去。”他说：“那边也需要高学历的人材，厅里呢，就更需要，要不怎么叫厅里呢？”又把头转向丁小槐：“是不是？”丁小槐连连点头：“是的，是的，厅里就是厅里。”刘主任说：“我给舒院长打个电话，就说是马厅长的意思。”我说：“我可能做不好行政工作。”他说：“谁说的？我们不这样看。留你在厅里是马厅长亲自提出来的，马厅长。”说着身体前倾，右手食指在茶几上点了点。马厅长点名要留我，难道是那年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自尊心受到了意外的尊重，心里感觉到温暖。我一时还转不过弯来，说：“要不我明天决定？”

                  我打电话给胡一兵，想跟他商量一下。几年前他分到省电视台，一直在那里做《社会经纬》栏目。不一会他开车来接我，说：“到刘跃进那里去。”刘跃进在华中大学教书。三个人一起去吃晚饭，我就把厅里要留我的事说了，刘跃进说：“行政有什么搞头？到头来两手空空，一辈子连一本做枕头的书都没有，还是搞业务好些。”胡一兵说：“一个医生吧，治一个人也就治一个人，到厅里就站得高了，全省都看到了。”我说：“那是厅长站的地方。”他说：“宪法上哪条规定了池大为就不能站？要办点大事，小地方办得成？”刘跃进说：“你一个研究生跟别人去做狗腿子干什么？”胡一兵说：“谁不是狗腿子做上去的？”第二天我又去厅里，心里还没拿定主意，刘主任说：“哎，你来晚了，马厅长到省政府去了，他本来想亲自跟你谈一谈呢。”听他这一说，我不由自主地说：“如果厅里一定要留我做点杂事……”刘主任马上说：“哎，还能让你做杂事？厅里管全省，管政策，管地县。这个大院里就你一个研究生，第一个！培养对象，马厅长说了的，培养对象！”丁小槐附合说：“当然，当然。”神色不太自然。

                  我到行政科去领派房单，申科长上下打量我说：“池大为？”又说：“刚报到就一个人一间，在厅里还是第一次呢。这间房子是马厅长亲自打了招呼的。”我心中一热，觉得自己留下来还是对的，领导为我考虑得多细啊。房子倒是其次，难得的是一份看重。人活在世界上，有一半也是为了“看重”这两个字活，不然追求成功干什么？

                  申科长要陪我去看房，我拦着他，他说：“把新来的同志安排好，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吧。特别像你，我们更要表示一个态度。”走在路上他给我介绍厅里的情况：“别看院子里也就这几百人，房子紧得紧！马厅长到厅里几年了，还住在中医研究院，每天来回折腾，不愿来挤着别人，三八作风！”到了单身宿舍，上了四楼，楼道里黑黑的。申科长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到了开关，把灯开了。住户把楼道当作了厨房，两边放了桌子，煤炉，只剩一条窄窄的过道。我不小心碰翻了一什么，掉在地上“咣”的一声，是一只锅，里面还有剩稀饭。进了房间我觉得不错。挺大的一间，已经粉刷好了。窗前一株银杏树给房中染上了绿意。申科长说：“空房有三间，一楼呢，地上能养活泥鳅，六楼呢，热天能烤火焙鱼。”我去招待所拿行李，申科长还要陪我去。下了楼他说：“你猜我在这个位子上坐几年了？”我说：“三年。”他摇摇头说：“往上。”我说：“未必有五年？”他说：“猜不着吧，谁猜得着？我自己也猜不着，八年！八路军一场抗战都打完了，我还坐在这里。再坐那么两三年，就超龄了，科长养老了。”我说：“科长你兢兢业业工作，我们都看在眼里了，人心就是评价。”他摇头说：“要说看在眼里，这一百一万个人看在眼里不如那一个人看在眼里。一万个人说你好那不管用，你还坐在老地方。老地方坐久了心里发凉双眼发黑，人活就是活那一线光。”

                  到了招待所，申科长提了箱子就走，我抢上去说：“还能叫您提这么沉的东西？一箱子书！论年龄也轮不到您。”服务员进来要我等一下，开了票我签个名就算结了帐。申科长望着我，欲说还休的神态。我望着他笑一笑。他说：“马厅长跟你早就认识了吧？”我说：“好几年了。”他明白似地点点头：“你跟马厅长挂点亲？”说着左右手食指勾在一起。我摇摇头。他说：“那跟你爸爸是老同事？”又把两只手掌并在一起。我说：“我四年前实习看过他，他长什么样子都忘记了。我昨天才知道马厅长是厅长了。”他耸耸肩，拼命摇头说：“那怎么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他再次摇头表示不相信，见我很认真的样子，就信了，很遗憾地叹口气说：“那马厅长他是真正的尊重人才呢？”我说：“我也不懂，那您说呢？”他说：“那当然，当然，谁说不是？谁也不能说！”停一停又把双手拍得“啪啪”响说：“糟了，糟了，我得去了，到时间了，来不及了，已经晚了！”说着站起来头也不回往外走，一边说：“下次再来帮你搬！”我看着他的影子一闪，留下一张空门，就愣住了。

                  星期一我在办公楼碰见马厅长，我还记得他的模样。我站在那里，不知上去招呼好呢，还是不上去好。我不愿做出迫不及待的样子，就愣在那里了。马厅长走上台阶，望我一眼说：“是小池吧！”我一下子觉得非常感动，这么几年了，他还能一眼就认出我。我说：“马厅长早。”我知道下面该说谢谢关心的话，可就是说不出口。心里谢着就可以了，说出来感恩似的，反而俗了。马厅长说：“房子安排好了没有？”我感到了一个很自然的表示感谢机会，可嘴上却说：“分好了。”马厅长往楼上走，一边说：“我对你还有点印象，一看到你的名字，就从舒院长那里挖过来了。”我又感到了一次机会，自己应该对这种器重表示一种姿态，话都涌到了嘴边，“马厅长这样看重我，也是我们有缘，我以后要扎扎实实为厅里干点事，不辜负了马厅长的关心。”可话含在口里就是说不出来，只是机械地点头说：“谢谢马厅长。”自己都觉得这几个字太不够劲了，没有力量，等于没说，问个路也得说声谢谢呢。

                  办公室三张办公桌从窗边排到门边，临窗的是刘主任的。前天刘主任告诉我，袁震海调到医政处当副处长去了，他的办公桌归我，是中间那一张。我见丁小槐坦然地坐在那里，就拉一下抽屉给他一个暗示，谁知抽屉是锁上的。丁小槐说：“那是你的。”手往后面一指。怎么过了一个星期天桌子搬了？看来他周末并没闲着。桌子的排法也有点意味，靠窗的光线好通风好，当然是刘主任的，然后按身份排下来。说起来坐在哪里也一样工作，可位子的位置不同，那种感觉就不同，这点小小的不同就可以带来很多不同，甚至是很大的不同，至少在人们的印象中，谁在前谁在后就从这里看出来了。想着丁小槐是这么一个牛角尖也要钻一钻的人，看着他的后脑勺，越看越不顺眼，总觉得有说不明白的不对劲。我池大为还没堕落到要跟他来争这点鸡**事的地步吧。丁小槐站起来把热水瓶摇一摇，瞥我一眼，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说：“我去打水，我去。”下了楼我心里疙瘩着，不说学历说资历吧，我还比他高一届呢，他有什么资格命令我？又恨自己心太软，就坐着不动装不懂，他拿我杀肉吃？这么一接手，就接上手甩不脱了。提两瓶水累不死人，可那一瞥的眼神实在太难看了。这时丁小槐也提了两只热水瓶来打水，不用说是隔壁马厅长办公室的。提开水还分了贵贱？可笑！我就不相信马厅长会因为这两瓶开水对他另眼相看我回到楼上刘主任已经来了。他说：“打开水去了？好。”他这么一说，以后这事就由我承包了。我拍一拍身边的桌子说：“我坐这？”心里希望他说话把桌子调过来。他说：“怎么，换过来了？”又笑一笑说：“算了小池，算了。”我也只好算了。

                  坐下来我又发现刚才还放在自己桌边的落地台扇，已经被丁小槐拿到自己桌边去了。我觉得可笑。这又是一个便宜吗？又想到这么一拿，就拿出了一种意味，他不把我放在眼中，否则他敢？我在心中骂了一句“小人”，又想到自己若跟他在这个层次计较，那我成了什么？不屑于！我翘一翘嘴角，把这几个字轻轻吐出来：“不屑于！”声音轻得只有自己的心感觉得到。我不觉得这些鸡**事有什么计较的价值，可心里还是像卡着一块鸡骨头似的。丁小槐他敢，他居然就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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