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五章 榆关事变

榆关事变的发生过程，发现它与九一八事变类似，都是激进的中下级军官发动并迫使高层同意扩大的军事行动。

        落合甚九郎少佐受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之密令，争取何柱国将军投靠日本建立中立区，所以对山海关守军比较客气。结果山海关守备队中尉儿玉利雄等人不知原委，将落合甚九郎少佐*迫何柱国的一些手段看作是行动的暗示，且又以为落合优柔寡断，便于1月1日夜擅自行动从而引发了中日两军的冲突。

        “榆关事件”之所以爆发成两军的大规模战斗，与日本军人的自大和护犊情深密不可分。日本军人一向把军人的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所以一旦战败就会切腹自杀。对于与外国.军队作战，一旦军队吃亏或者战败，那日军的任何其他部队是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不管是否违反军令、军规，都会出手相助一拼到底的。因此，当山海关守备队与华夏守军交战中吃了亏，并请求天津驻屯军和关东军援助时，关东军就毫不犹豫地发兵相助，而先不去管该不该出兵，出兵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一切都等战斗打完了再说。

        而日本ZF就像是养了一群不听话的孩子的家长，不听话的孩子无论在外面惹了多大的祸，先把责任推给别人，然后再关起门来论是非，结果往往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就如“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中，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这等人擅自兴兵制造如此重大的事件，不但不给予严厉制裁反而分别晋升为升陆军大佐和陆军少将，可以想象，对日本军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日军占领山海关后，老蒋紧急向日本ZF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日方立即撤军并赔偿损失。

        同时，给柏林的李卫东发电报，叫他立即回国，并命令杜聿明率领佩剑旅，奔赴北平。

        为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国民ZF还先后致电国际联盟及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七国ZF说明事件真相。

        日本ZF此时在国联正受到来自各方要求其从东北占领地撤兵的压力，外交上极为被动。万没料到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还嫌麻烦不够大，继续添乱。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胡搅蛮缠推卸责任，声称是中方驻军主动挑衅，并坚持其行为符合辛丑条约之规定。

        在日本内部，外务省大臣则训令“此时的山海关事件，最为重要的在于谋求地方解决，我方应严禁出现可能以此为契机将战局发展至平津地区之行动”。

        日本内阁也同意“事件不扩大”和“地方解决”的策略。迫于ZF的压力，军部命令关东军把正向五里台、石河进犯的部队回撤。

        1月8日，除第5联队第1大队及山海关守备队留守山海关外，其他部队悉数撤回锦州、绥中原出发地区。山海关的战事看似就这样平息了，但是从日方的角度，他们终于将华夏军队逐出了具有地理象征意义的榆关。终于在长城线以内的北宁铁路上获得了一个有力的据点，为日军日后继续蚕食华北撞开了大门。

        而对于华夏来说，山海关是东北进出关内的咽喉要道，也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大后方，从战略角度又可以与长城防御连成一体，相互支撑。它的丢失使对日军的防御限于极其被动的局面。从山海关的丢失表明东北的危机正如可怕的瘟疫一样向华北蔓延，日本人对华夏领土强取豪夺的野心已不仅仅是一隅之地，华北危机不再遥远，民族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了。

        山海关陷落，举国震惊，民众哗然。全国各地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加评论，抗议日军的侵略行径，谴责南京国民ZF的不抵抗政策。

        1月7日，中GZY通过《ZY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和占领山海关，开始了帝国义残杀华夏民众及瓜分华夏的新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进攻华北，国民D的继续不抵抗的政策及其民族武断家传的破产，将促进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反日反帝斗争的更加高涨。在这方面D的正确领导将是决定这个高涨的程度和速度的主要因素。”

        同日，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谢珂等通电国民ZF，希望ZY“幡然定计，拼命争存，一切军政计划悉以抗日救国为目标”，并要求ZF援助归国，统军杀敌。

        正在江西布置对ZYH军进行第五次“WJ”的蒋光头，面对国内千头万绪的复杂形势，又在心里细细地盘算起来。四次JG的失败，使他深感震惊。如此优势的国.军屡战而无法得胜，这不能不使他对中.共和H军另眼相看，也更使他意识到如果不乘中.共H军羽翼未丰之际彻底根除，那么将来他的大业必定亡于中.G。

        但他又不能不为国内的形势所忧虑，日本人图谋华北已成事实，国际、国内形势对他愈益不利，如果再不对日本人加以抵抗，向国人有所表示，恐怕等不到剿灭中.G他就将淹没在华夏民众的怒涛之中，可眼下两广虽口头上服从南京ZY，实际上同床异梦，处于半独立状态，一个兵都不会派出，ZY军又要“JG”，从哪儿调兵呢？思来想去，他的眼光只能重又回到两广。

        1月21日，国民D内政部长黄绍奉蒋光头之命，率训练副监徐景唐亲赴广州，游说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由于黄绍门出两广，与陈济棠、李宗仁等有十几年交情，又一向被蒋视为颇有人缘，所以关键时刻要平定两广、“WJ”中.G，蒋光头自然不会忘记这颗颇有些份量的棋子。此前，两广驻沪代表杨德昭曾表示过，如果ZY决心抗日，则广东愿负江西“JG”之责。

        蒋闻讯，立刻产生了一个一箭三雕的妙计。派黄绍游说两广，出兵JG，ZY军名义上北上抗日。如两广答应，则ZY军抛出点儿兵北上敷衍张少帅和全国舆论，主力则置于两广军侧后，督其“JG”，无论两广军与H军谁家胜了，都替他蒋光头除去一块心病。

        如果两败惧伤，则ZY军乘虚而入，剿灭H军，吞并两广部队。此为上上策。如果两广军队拒绝行动，则正好替他分担不抵抗的罪名。蒋光头就像个狡诈的商人，时时都在算计着利害得失。

        广州方面也不是吃闲饭的，当闻讯黄绍前来广州时，他们就已意识到了蒋的险恶用心。黄绍抵达广州后，除了受到热情的接待和一些空空好话外，什么诺言也得不到。

        在几乎云集了两广高级将领和高级D政人员的军事会上，黄绍和徐景唐几乎磨破了嘴皮，可对方不是推说械弹不足，就是军费不够，就是不答应派兵去江西。

        次日，陈济棠把黄绍请到家中。几句寒喧过后，陈济棠突然直盯盯地看着黄绍，颇意外地说道：“季宽（黄绍字），我们是十几年的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今天你要说真心话，老蒋要我出兵江西，是不是想利用GCD把我们钳着，好抽他的军队来搞我们呀？”

        这一将点得黄绍颇感惊讶，一愣神间，陈济棠笑着说道：“我想一定是的，蒋的抗战是假的。你看是不是呢？”眼看陈济棠已看穿了一切，黄绍只得无言地苦笑着，表示默认。

        蒋光头见陈济棠死活不肯出兵，虽然气愤，却也无奈，只得一面广造舆论，诋毁两广军队，一面调来参加“JG”的ZY军黄杰第2师、关麟征第25师和刘勘第83师北上，敷衍张少帅和全国舆论。

        张少帅却不知道蒋的心思，还着实激动过一阵子。山海关之战，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

        日军夺占山海关后，曾向石门寨等何柱国主阵地作试验性进攻，但被击退。见华夏守军防守严密，而千里之外的日内瓦国联对中日冲突的裁决又到了最后阶段，日军便暂停在山海关一线。

        1932年初的日内瓦国联.总部，中日代表唇枪舌剑也进入了白热化。此时，中小国家站在同情华夏的立场上，主张制裁日本，但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日本退出国联的威胁颇为担心。

        为使日本打消退出国联的念头，一些大国准备绥靖日本，牺牲华夏。为此，国联秘书长杜拉蒙和副秘书长、日本人松村制定了一个妥协案，准备回避迫使日本取消承认伪满洲国而国联回避不承认伪满洲国等问题。作为回报，日本也要为国联保留些面子，默许国联笼统地对伪满洲国表示反对。

        国联围绕此问题的争执一时僵持不下，中日争端的解决一时陷入一片混沌。这时，华夏方面获悉这一阴谋，华夏代表施肇基代表华夏立即就此问题向国联提出抗议。19国委员会中非难杜拉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933年1月15日，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向各国发表通告：美国不承认伪满洲国。这样，美国在大国中首先向日本表示了强硬态度，使以大国为中心的妥协案宣告流产，中、日国联之争有利的天平开始倒向华夏一方。

        此后，国联对日本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

        2月14日，国联修改了李顿报告书，通过了要求日军撤退到满铁附属地以内和确认华夏对东北三省统治权的最新报告，日本被*入外交绝境。这时他们所面临的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执行国联决议，从东北撤军；要么与国联彻底翻脸，退出国联，不承担国联义务。对于图谋华夏已久的日本来说，第一条路是断不能考虑的。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退出国联，承认外交失败这唯一一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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