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六十九章 收拾陈济棠

两广事变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蒋光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当日本帝国主义继霸占华夏东北之后大举蚕食华北的时候，蒋光头仍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他的所谓“安内”，一是“WJ”H军，一是消灭异己。这种情况决定了，不仅GCD不会停止武力反蒋，就是地方实力派也不可能放弃对蒋的警惕，于是，“抗日反蒋”便成为与蒋光头“安内攘外”政策相对立的一面旗帜，被遭到蒋光头压迫的一切派别轮番举起。

        从两广的具体情况来看，李宗仁卷入两广事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西南开府以来，广东实力一直强于广西，因此李宗仁采取了依附陈济棠以确保广西独立地位的方针。

        其实，早在福建事变发生的时候，李宗仁不肯援闽反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陈济棠态度的影响。

        在他看来，两广唇齿相依，互为表里，必须政策一致、行动整齐，才能达到西南独立自保的目的。

        福建事变被蒋光头严厉镇压以后，李宗仁更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巩固两广合作关系。他的想法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蒋光头解决闽变之后，确曾设想以离间分化的手段逐个收拾两广。

        在对付蒋光头的问题上，李宗仁与陈济棠的立场是一致的。尤其在得知蒋氏先粤后桂的安排之后，李宗仁更无理由与陈济棠采取不同的立场。

        1934年，蒋氏先是镇压了福建事变，接着*迫ZYH军离开江西根据地而走上了艰难的长Z道路。这使他有了重新考虑两广问题的闲暇。至1936年，蒋光头一面继续对西北H军组织大规模的“WJ”，一面开始实施收拾两广的阴谋。

        最初，蒋光头企图玩弄釜底抽薪的手法，拉拢胡汉民为己所用，使两广失去政治依傍。

        早在1934年底国民D召开四届五中全会时，蒋光头就想以国民ZFZX的名位引诱胡汉民入京，但遭到胡氏拒绝。1936年1月，胡汉民结束了在欧洲的游历，途经新加坡返回香港。

        蒋光头立即派国民D元老居正赴香港迎接胡氏，劝其去南京与蒋合作。陈济棠不愿失去胡氏政治招牌，得知蒋的举动后，立即派他的哥哥陈维周去南宁向李宗仁问计。

        李深知蒋氏为人，也很担心胡氏被蒋裹胁赴宁。他先让陈维周回穗转告陈济棠须从长计议，几天后他也去了广州。他一见到陈济棠即提出邀请胡汉民回穗主持一切的主张。在他看来：“胡汉民先生俨然是西南的物望。关于西南方面的D务和政事的处理，我们都以胡氏马首是瞻。因胡先生为D国元老，德望素著，推他做西南领袖，原是顺理成章的事。”

        胡汉民与蒋光头素有嫌隙，他在香港明确向居正表示不去南京。而对于两广的邀请，他却欣然从命，于1月25日返回广州，表示将在粤久住。这样，蒋光头拉扰胡氏拆两广台的计划便落空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胡汉民抵粤后不久，竟因脑溢血而猝死。

        两广失去中心人物，又给蒋光头带来分解西南的新机会。胡氏死后第二天，即5月13日凌晨，蒋氏急电陈济棠云：“请维周兄来京一谈。”

        陈济棠极具个人野心，胡汉民在世时，每有号召他总若即若离，不甚热心；胡去世后他的野心更加增长。所以，陈氏接到蒋的电报第二天，就派乃兄陈维周飞赴南京谒蒋。蒋向陈提出解决西南问题的三点办法：

        一、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ZY协助广东出兵。

        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

        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

        蒋光头不加遮饰地挑动粤桂战争，使陈济棠十分恐惧。他何尝不知，数年来西南未遭蒋氏吞并，主要倚仗粤桂团结，两广相依为命，蒋氏得了广西，广东安能幸免？

        正在陈氏惴惴不安之际，蒋光头忽派王宠惠以给胡吊丧名义抵穗，向陈氏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ZF、陈济棠第一集团军改为第四路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统一币制等项条件。这些条件，无疑是要对广东实行削番。

        考虑再三，陈济棠深觉两广局面决难长久维持，与其坐待蒋氏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不如抢先一步，主动采取反蒋行动。而当时抗日是反蒋的最好借口，莫若掮起抗日大纛。陈氏拿定主意后，立即通知桂系首脑。

        李宗仁已于5月8日由广州返回南宁，得胡汉民噩耗后，特由白崇禧、黄旭初等人赴穗吊丧。

        陈济棠向白氏等人表明了反蒋决心，白氏立即派黄旭初飞返南宁向李宗仁报告。李氏感到事态严重，于20日赶到广州。

        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对蒋光头利用胡汉民之丧乘机解决两广问题的应付方针，讨论多次。李、白慎重，邹鲁也反对用兵，但陈济棠却要求采取积极行动。至是，李、白认为，粤桂不能各行其是，于是与陈济棠共同行动。

        粤桂约定，以抗日为反蒋题材。5月26日，陈、李、白以国民D西南执行部的名义发表“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通电。6月1日，西南政委会与执行部正式集会，决议呈请国民ZF和国民DZY，并通电全国，呈请国民ZF领导抗日。两广事变由是发动。

        6月2日，粤桂两中枢机关发表“冬电”，呼吁全国D、政、军、民各界一致督促ZYZF立即领导抗日。4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两广数十将领发表“支电”称：

        自九一八以来，我ZF隐忍委曲，俱不足以餍敌人的苛求，今亡祸已迫于眉睫，舍奋起抗战外，实无他途，我全体唯有依从钧部、钧会主张，为国家民族争一线生机。请迅予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

        “支电”发表后，两广部队统一改称“华夏民.国国民GM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李宗仁分任正、副司令，下辖第一集团军计3个军11个师约20万兵力；第二集团军计4个军及99个民团大队约10万兵力；空军计有广东方面6个中队，黄光锐任司令，广西方面计有3个中队，林伟成任司令；海军有广东江防舰艇数十艘，张之英任司令。

        两广事变发动后，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在广州和南宁宣誓就任“抗日救国.军”新职。南宁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民团大游行，喊出“华夏人不打华夏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口号。为了壮大声势，桂系向湖南出动的同时，还派人到长沙与何键联络。何键尚在犹豫，蒋光头已派两军开抵衡阳，因此何键未敢妄动。

        当时，蒋光头正调动兵力在西北“WJ”H军，能够对付两广的兵力不多。于是他采取缓兵之计，6月9日以国民DZY名义致陈、李“佳电”称：

        救亡御侮之道，ZY与诸同志初无二致。唯须有一致步骤、整个的计划，乃不致授人瑕隙，自召分崩。ZY秉承五全大会关于外交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的方针，遵循不逾。诸同志关怀迫切，尤具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召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希饬所属部队，勿因轻率之自由行动，致误救亡大计。

        同时，蒋还电请西南派员参加国民D五届二中全会，以示南京要与两广团结无二的态度。

        针对蒋光头的“佳电”，陈济棠、李宗仁等于11日“真电”答复道：

        ZY若果有御侮决心，则日本正在华北增兵，何以不见ZY向北开动一兵一卒，而反将北方及中部各省驻军纷纷向粤、桂压迫？御侮不可徒托空言，救亡必须见诸事实，华北危机既迫，唯有实行抗战，始克救亡，决非从容坐谈之时，只须ZY领导抗日，则全国统一之势立成，一致御侮之效可睹。乃不此之图，反欲一面以召集全体会议搪塞全国人民一致抗日之要求；一面调集重兵，压迫湘、粤、桂之四境，对外之实效未图，而内战之危先启，此不独授人瑕隙，自召分崩，亡国之祸，即在目前矣。何去何从，惟钧会实利图之。

        两广一面驳斥蒋的“佳电”，一面故作姿态，请求ZY为抗日改颁军号，指示北上抗日路线及集中地点，并接济弹械粮糈。此外，为了施加压力，两广还组织了一个300多人的抗日请愿团北上，后因南京的阻挠，请愿团半途折回广州。

        两广方面的态度，使蒋光头十分恼火。他做好了军事压迫与分化瓦解的两手准备。

        在军事方面，他下令原驻贵州的薛岳部开向桂北边境；原驻福建的蒋鼎文部开往粤东边境；另调甘丽初部集中衡阳，陈诚、卫立煌部集中湘、赣边境；并以空军集中在赣、湘两省基地，海军一部集中厦门，随时准备进攻两广。

        在分化离间方面，蒋改变了先桂后粤的方针，转而先向粤系陈济棠开刀。在蒋光头的收买下，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率40余人于7月4日驾机离粤飞宁，并于6日发表“服从ZY，报效D国”的通电。

        8日，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秘密由大庾赴南京谒蒋，表示愿意替蒋收拾粤局。同日，广东绥靖委员李汉魂也离开汕头，并于12日电蒋授权余汉谋办理粤局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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