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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八十六章 犹豫的两国政客


此时的日本政治,不同于德国和意大利,德意两国是元首独裁,而日本是完完全全的军国主义。

        所谓军国主义,就是一切都是军方说的算。

        只要军方觉得有利益,可以绕过内阁,随意发动一场战争,比如“九一八。”

        内阁会议,只不过是一种面子上的形式。

        拓务大臣大谷问道:“陆军将打到何处为止?”

        陆军大臣杉山傲然拒绝答复。

        海军大臣米内便代为答道:“预定打到保定为止!”

        不料,陆军大臣当场大发雷霆,愤然斥责米内道:“像这样大的事,你也能在这种地方说吗?”

        会后某位阁员曾经忿忿不平地道:“指内阁会议为‘这种地方’,叫我们这些阁员如何能尽职责?”

        结果,陆军大臣杉山的派兵方案,在五相会议上诺诺连声中通过了。只是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陆相提出的派兵方案做了小小的文字上的修改。如,将“卢沟桥事变”改为“华北事变”,向华北“出兵”,改为向华北“派兵”。好在这些昭和军阀们并不在乎咬嚼几个文字,也未计较,就算同意了。

        下午3时20分,只用了40分钟的内阁会议,决定了接受五相会议的决定,并议定“要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实际上内阁通过决定只是一种形式,真正的意义是利用内阁进行举国战争动员。

        下午4时,首相近卫到叶山皇室别邸见驾。看来近卫的举止似乎对天皇不甚礼貌,近卫每次见到天皇都显得较为随便,这只不过他们如兄弟般亲密的一种表示。他们信口谈了些事情。20分钟后参谋总长载仁和陆军大臣杉山元也赶到了。

        近卫和杉山谈了内阁出兵决定以后,天皇问了类似拓务大臣那样的疑问。天皇似乎对预定打到保定一说并不深信,但也没另提出疑议。天皇把华夏有两个月时间就会屈服的话,问了一遍,杉山做了极为肯定的回复。天皇就一一批准了他们的奏请。包括稍后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官奏请的海军用兵事宜。

        军人能够决定国家对外用兵,能够决定对另外一个国家宣战,能够简单而顺利地在内阁和御前通过,日本二战期间最后一任外交部长重光葵曾这样评价:日本政治的死亡。

        当日(11日)晚7时,日本ZF发表了声明,其要点如下:

        “……第二十九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了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与该军发生冲突。为此,平津方面形势紧迫,我国侨民濒于危殆……

        惟华北治安的维持为帝国及满州国紧急之事……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向华北派兵……”

        日本ZF发表声明11分钟后,即18时35分,日本参谋总长就对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临参命第56号”令,命令关东军急速派遣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主力、飞行集团一部(6个中队)、高射炮两个中队、铁道第三联队主力等部开赴华北,受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指挥。

        21时40分,参谋总部又发出“临参命57号”令,命令驻朝鲜第二十师团迅速开赴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这天夜里,参谋本部和军令部门各有关方面都发出了必要的准备命令。日本的海、陆、空各军种都做了紧急动员。

        翌日晚间,首相近卫邀请政界、言论界和工商界领袖们到首相官邸,首相亲自出面要求他们对ZF的决心予以了解和支持。

        过去,如“九·一八事变”,日本ZF都是走在后面,而被军部牵着鼻子。这次相反,首相先发采取主动,进行战争动员,ZF首先出手,与军部作战争竞赛。据说近卫是采纳了亲信的意见,这样可以利于事件解决。

        声明宣布不久,军部的独断专行,很快使天皇和首相,大多数的日本ZF官员,各地民众忧虑起来。甚至使近卫想搞掉陆相杉山。

        作战部长石原六郎少将积极从事谋和活动,公开主张在华日军撤到长城以外。又想尽方法钻门路找关系,运动近卫文麿首相,请他下定决心,亲自到南京乞和。他通过内阁书记官风见章,对近卫首相提出了直接与南京谈判案,近卫首相对此也表示同意。

        近卫首相本人,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不到10天观点又转了方向,认为卢沟桥事件只能和平解决。又暗中准备与蒋光头和谈。

        19日,风见章书记官为转达石原氏的方案,拜访了近卫首相。首相正患痔疮,躺在床上。听完了石原氏的方案,首相表示决心道:“我本来身体很弱,不知道能活着为国家效劳到何时。我如果能飞往南京,与蒋光头直接交谈,那就要豁出命来立即施行。现病卧在床,但可以由一个护士陪着去。”

        在这之前,首相找来日本老政治家西园寺公爵的私人秘书原田熊雄,与其商谈与华夏ZF和谈之事。

        西园寺公爵是当年日本仅存的一位无志政治家,他的实际权力,甚至在天皇之上。因为所有的日本新内阁首相都得由他推荐。而且,任何一位日本首相,倘若不能获得西园寺公爵的支持,他就很难干下去。原田熊雄是西园寺公爵唯一的耳目,通过他联络各方代表。他这位私人秘书,具有充分代表西园寺公爵说话的资格。

        7月19日,石原氏又力图说服军部首脑,向陆相杉山元、次长梅津美冶郎和军事课长田中新一表示反对出兵华北。他认为“这样做将导致日中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会像西班牙战争时的拿破仑一样,陷入泥沼之中。此时在华北的日军应一举全部撤退至山海关。并且近卫首相应亲自飞往南京,与蒋光头谈判,解决日中两国间的根本问题。”

        梅津反问道:“石原部长向首相谈及此事时,首相有信心吗?在华北侨民多年的权益与财产能放弃吗?能保障满洲国的安定吗?”

        这次的谈话,应该说是很失败的,重要的是军部开始注意首相的动向。

        近卫首相又以身体很弱为由,改变信誓之言又想派遣外相广田弘毅访华,谒请蒋光头和平解决华日纠纷。近卫甚至道:

        “广田外相倘能抱定非常之决心,亲赴南京直接谈判,即使交涉办不成功,最低限度,也可以让世界各国了解日本的意图。”

        原田熊雄当下就答应了近卫,将他的决定转陈西园寺公爵。5天以后,经过多少观察与审慎的思考,西园寺公爵通过原田熊雄答复了近卫文麿的请示:

        “华夏可能不再相信广田弘毅,最好是近卫文麿亲自到南京走一趟。”

        然而,近卫文麿却还在忌惮日本皇道派军官的跋扈嚣张,横蛮无理,他迟迟迁延,踌躇不决。先是央请孙中山先生的一位日籍友人秋定辅,请他秘密往见华夏驻日大使馆武官肖叔宜,希望肖代为联络,并予协助,让近卫能够派遣一名特使,到南京求和。

        之后,这已经是7月23日,近卫首相又获得西园寺公爵的指示和肖叔宜的联络与协助。首相又邀请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日本友人宫崎龙介充任他私人代表,秘密潜赴华夏南京,晋谒蒋光头。

        7月23日深夜,宫崎龙介乔装易服,穿上便衣,悄悄离开东京到神户,预定搭乘24日由神户驶往上海的“长崎丸”,直驶上海,转赴南京。可惜的是,有关宫崎龙介赴华乞和的往返电报,早已被日本军方截获。宫崎龙介正杂在人丛中依序登轮,跟踪已久的便衣宪兵,不由分说上前逮捕。近卫首相的乞和密谋,居然被日本军部无情地揭露。

        日本军部逮住了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堂堂日本首相居然拿他们无可奈何,更加助长了少壮军人的气焰。近卫首相忧思焦虑悲愤交集,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

        近卫下令准备好专机,准备亲自飞往南京,亲自向蒋光头乞和,遏止华日间行将全面展开的大战。

        专机已经发动,螺旋桨已经嘭嘭嘭地转了起来,近卫首相的专车秘密地开到了飞机场,当下就被冲上来的少壮军人们截住,因为少壮军人们已经侦得首相行动的消息。少壮军人拦住了首相的专车,令其转回官邸,不准首相登机。近卫首相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他知道这些少壮军人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们也不惜在此再发动一次类似“二·二六”式的政变,他们可能马上举枪向他射击,把他打成血肉一滩,或是将飞机击落。首相只好乖乖从命,调回车头转回首相官邸。

        近卫飞华乞和再度受阻,和议马上趋向低潮。少壮军人悍然不计一切,准备蛮干到底,华日大战已属无法避免。

        再说,7月8日ZYZF就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蒋光头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固守宛平,就地抵抗”。同时申令二十六路军军长孙连仲,率领所部两个师,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的三十九师兼程北上增援,并令外交部长王宠惠、速返南京。

        下午,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口头提出严重抗议。可是,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却在7月6日由南京去上海转青岛到天津去了。日本外相电告川越茂,已发生卢沟桥事变,命川越速回南京,川越茂在天津逗留不回,外相无法,只得任命在返国述职途中的汉口总领事三浦义秋为返任督促使,去督促川越茂返任。

        7月9日,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三将领联名向南京参谋本部、外交部、军政部电呈前线情况。

        同日,华夏外交部次长陈介再度赴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一名参事重申口头抗议,陈介正告日:

        “根据我方所接获的报告,卢沟桥事件其责并不在我,显系日军挑衅,特严重抗议,并且声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华日关系已臻重要关头,不容再趋恶化,贵方应立电华北驻屯军,速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速据正确事实,立谋和平解决,藉免事态扩大!”

        日方参事虚与委蛇,强调日方并无意使事件扩大,并答允立即通知华北驻屯军,制止军事行动。

        卢沟桥战争打响之后,副军长佟麟阁即派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副参谋长张克侠,军法处长邓哲熙3人前往山东乐陵向宋哲元汇报情况并力陈主战观点。

        宋很赞扬,决定克日起程回平。此时忽先后得到蒋光头、何应钦来电,要宋到保定坐阵指挥。

        何应钦还特别强调勿到天津,免为天津群.奸所卖。宋与何一向不睦,此次一再强调其去保定,不能不令生疑。而对蒋的抗战决心也有疑虑,是否抱着坐收渔人之利的态度?ZY把其推到前面,然后掣肘?

        二十九军如若和日本人硬拼,其结果必是二十九军被打残,撤出平津,ZY出面言和,自1935年二十九军进驻平津直至今天的二十九军黄金时代即告结束。

        另外一点,如若维持现状,以大刀精神武装起来的二十九军与华北驻屯军共存于平津,二十九军仍占优势和主动。得到何应钦命令以后,他又在乐陵滞留两天,从卢沟桥前线不断报告来打打谈谈的消息。日方不断地制造“不扩大事态,就此解决”的空气。这种假象很符合宋哲元的希望。宋哲元决心北上天津,再做和平努力。

        7月11日晚6时30分,宋哲元从山东乐陵抵达天津。刚下火车,就得到日本ZF当日的ZF声明,即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同时也得到华日代表谈判情况的报告。

        7月10日,华日交涉又开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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