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一十七章 转入防御

这时日本的大本营才意识到上海战事，正在发展成为一场超级大会战，日军原先规划的上海派遣军兵力，根本不足以击败华军，于是日本参谋本部在九月十一日决定，对上海派遣军进行大量增兵，正式组成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调动日本第九、十三、一○一师团，台湾旅团、炮兵第五旅团，以及抽调大量工兵特种作战部队，与海、空军支持作战部队，增援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这样，日本上海派遣军的兵力已经是五个师团，两个旅团，以及陆海空的特种与支持部队，总人数超过十六万人。日本决心要在上海地区的会战中，与华军一争高下，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想到，华北决战已经不可能发展，华东会战才是华日之间的真正决战。

        蒋光头也下令改组第三战区，自己亲自兼任战区司令长官，将上海的作战部队分成左翼作战军（李卫东），ZY作战军（朱绍良），同时将所掌控的ZY军，几乎全数的投入战场。而此时从华南、华中，甚至西南的各路诸侯部队，也毫无保留陆续赶往上海战场增援，华夏几百年没有出现这样的勤王之师（拥护ZY）云集，而共同抵御外侮的作战情景。上海的战事，已经融合了华夏所有军民的血泪、力量与注意力。

        日军援兵抵达上海战区，在沿江宽广的战线上全面登陆，战局急转直下，从8月下旬起直至9月中旬，第3战区华夏.军队对沿江登陆的日军进行了英勇抗击，但因损失过大，被迫转入防御。

        9月6日，第3战区新任司令长官蒋光头大元帅发布第2期作战计划，“战区以持久抗战之目的，限制登陆之敌发展，力求收各个击破之效。各个击破不能达成时，则依状况逐次后退于敌舰射程外之另设阵地，施行韧强抵抗，待后方部队到达，再行决战而收最后胜利。”

        蒋光头一向喜欢追求高目标，今日能退此一步实在不易，为此，白崇禧、刘裴等高级幕僚费尽了唇舌，才促使蒋后退这一步。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9月13日，日军重藤支队、第101师团、第9师团先后到达。日本上海派遣军决定以第3、第11、及第101三个师团进攻华军南翔至大场一线阵地，并以重藤支队协同第1师团攻击罗店附近华夏守军。

        14日起，敌军在飞机、战车和火炮掩护下向华夏军队发起全线进攻，重点指向宝罗公路东南方。第15集团军各师与敌在潘泾河附近淑里桥一带激战，双方损失惨重。

        17日，第18军撤至杨家宅、陆福桥、施相公庙一线，终于制止了日军攻势。日军此刻急于全面击溃华夏守军，解决上海战事，见消灭华夏军队之企图不能实现，乃改向西进攻、企图压迫华夏军队后退。

        21日，针对敌情变化，蒋光头调整部署，将第3战区华夏几十万大军分为右、中、左三个战区。右翼作战军司令官张发奎，辖第8、第10集团军；ZY作战军司令官朱绍良，辖第9集团军及18军、第61师，独立第21旅；左翼作战军司令官李卫东，辖第15集团军及新编成的薛岳第19集团军。

        左、中、右三路华夏军兵力已近70万，在日军面前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攻陷宝山的日军第3师团一部分向宝山西面的杨行进攻，另一部登陆的日军朝杨行南的江湾镇进发，他们实施ZY突破的战术，企图割断ZY军与左翼军的联系，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由于日军在沿江各点登陆成功，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下令停止总攻击，根据新的作战形势，于9月6日颁发了第二期作战要旨：

        一、战区以保持经济重心，巩固首都，而行持久抗战之目的，就现包围敌人之态势，运转优势兵力，截断各登陆敌之联系，限制其发展，并围攻狮子林及小川沙方面已登陆之敌，以打破其包围华夏军队之企图，而后各个击破之效果。二、如不能达到各个击破敌人之目的时，则依状况逐次后退至敌舰炮射程外，以决战之目的占领阵地，乘敌陆军火力不能协调之际，发扬我精神与物质之威力，一举将其破之。

        华日双方都企图包围对方，各个击破，犹如执黑执白的围棋手，包围与反包围，击破与反击破，在黄浦江以北的水网平原上，揭开了斗智斗实力的又一轮战局。

        松井石根指挥的两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经过与华夏军队的激烈拼杀后损兵折将，要想击破华夏守军的防线，实行迂回包围策略深感兵力不足。他只得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求援：

        “根据上海的敌情及地形，要给南京军以大的打击，最小限度也需要5个师团。”

        参谋本部派出第三科部员西村敏雄少佐专程到上海视察。

        他听了汇报，看了战场，向军部报告道：“（一）敌人的抵抗实在顽强，无论是炮击还是被包围，绝不后退；（二）估计敌人第一线兵力约19万，第二线停战区内有27～28万；（三）华夏居民对敌人有极其强烈的愤恨；（四）由于调军舰运送紧急动员的部队，派遣军后方接济不上，两个师团陷于严重的苦战中。”

        西村报告的情况大致属实，可是日本军部对往上海增兵仍然意见不一。

        支持松井石根的陆相杉山元接受了增兵的要求，可是作战部长石原六郎不同意增兵，他当即向参谋总长提出辞职。

        作为参谋总长的载仁亲王只好晋谒天皇：“增派第9、第13、第101师团及台湾守备队到上海，并派后备步兵十个大队到上海。”

        天皇批准了这个增兵计划。日军参谋本部当即以“临参命第99号”派吉住良辅第9师团，荻洲立兵第13师团、伊东政喜第101师团及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独立工兵第12联队及第3飞行团开赴上海，编入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

        在这3个师团中，第13师团和101师团全部是由新兵组成的新师团，部队中的军官仅大队长以上是现役军官，其他是再次入伍的征召军官，为了加强空军力量，统帅部将驻台湾的值贺忠治少将的有“94”式侦察机、“95”式战斗机、“93”式轻轰炸机和“93”式重轰炸机共37架的第3飞行团配给上海派遣军。根据上海地区的河川密布，地下水位高，野战工事不太深的情况，日军确定用50公斤类型的炸弹就能达到预想的深度和密度。还有炮兵，日本参谋本部及时总结了第一阶段进攻上海的失利原因后认为，由于不熟悉上海的兵要地志，仅从观念上认为水网地带不适宜野炮，结果进攻中炮火不足。据作战部队报告，从现有的道路来看，可以使用重炮。于是，在增援部队中增派了一个野战重炮旅团。

        包围战需要一定的兵力，可是，兵力不仅仅是战斗人数的多少。在日军加强飞机、炮兵和相配套的骑兵、山炮、工兵、辎重以及通讯、卫生人员的同时，华夏军队的空军已经没有几架可以起飞的飞机了，有限的炮兵不是口径太小，就是用不上。胡宗南的第1军不少部队使用的还是20年代的汉阳造和杂牌枪支。19师每连只配6挺轻机枪，重机枪大部分也是老三十节的汉阳造，19师不但没有钢盔，连雨衣也没有。下雨天，官长打雨伞，士兵戴斗笠。一马平川的战地全靠工事隐蔽，日本军修工事用坦克履带来回压，压出一道战壕。还有凿坑机，既快又结实，而华夏军队只靠铁锹。还有通讯联络，日军为指示炮轰目标，常用系留汽球，可华夏军队连夜间站岗喊口令都解决不了，他们奇怪：日军阵地为什么夜间接岗听不到口令？这个谜后来才解开。在打扫战场时，有个华夏士兵在日军尸体的口袋里摸出了一个小玩意儿，他不知这是什么东西，几个华夏兵都觉得稀奇新鲜，有一个胆子大一点的，放在嘴边吹了一口气，这小玩意儿居然发出了响声。他放进嘴里一吹，像清丽悦耳的鸟鸣！这下子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铁皮做的小玩意儿是交接岗用的口哨，怪不得他们常在夜间听到日军阵地上的鸟叫，日军兵站岗不喊口令！

        日本人按照自己的方法作战，可华夏军队靠外国人指挥作战。身为大元帅的蒋光头，不知是自愧战略浅薄战术不懂，还是忙于政务，他聘请德国顾问在华夏的军队中服务。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在上海外围平原上实行阵地防御，以迟滞歼灭日军的作战方法，就是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阿列克山德？冯？福肯豪森提出来的，他认为在江河交错的水乡，日军的重装备运动极其不便，而华夏军队以轻装备为主的步兵，则适应这个地区，以增强防守密度。德国人规定每个师的防守正面约1，300米。

        可是德国人光是从地理书上知道长江入海口是水网地带，他可能不知道水网地带上修筑了四通八达的公路，他难道不知道重火器的射程足以威胁这一片水网地带上沿江及江岸附近的不少重要据点？

        上海战场的西边有一道当时华夏最具规模和花资巨大的国防战线，它从杭州湾北岸的嘉兴开始，经苏州、常熟到长江南岸的福山，又称“吴福线”。被日本人称为“兴登堡防线”的这道国防工事也是在德国人的建议和策划下兴建的，可最终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自然，按照德国顾问的建军目标，用德式装备和德国式的训练方法训练的一些“精锐部队”，虽然素质相对要高一些，可是照搬照套的全盘西化，也不符合华夏的国情。比如德国顾问强调，步枪绝对不能打飞机，于是日本飞机超低空在头上扔炸弹，华夏兵只能缩着脑袋等待挨炸.

        华夏军队像一个拼凑组装的畸形人，靠外国人的脑袋指挥，用自己的腿走路。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曾在华夏战地采访的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西奥多？怀特对安娜？雅各布道：“蒋光头以为自己是第一流的军事领袖。虽然他指挥着全国作战，却称不上是一个战略家。”……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蒋光头都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全盘计划。魏特迈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在一个重大的行动之前，无论是在预测日军行动方面，还是在调动部队占领有利地形方面，蒋光头都不是很成功的。他总是在日军发动进攻之后，才急急忙忙把部队调往前线。美国官员在谈到蒋光头的战略部署时道：“对于一个足智多谋的军事家来说，他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

        当然，美国人称誉他的“政治才能”，说蒋光头“在政治交易艺术方面，自古以来是无人能和他相比的。在平衡各派势力方面，他是一位大艺术家”。

        华夏军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种精神和一种制度。参战的部队从水路、公路、铁路到上海。大部先在南翔车站待命，可不怕死的士兵见日本飞机来扔炸弹硬是不肯隐蔽和卧倒，他们显得十二分的勇敢，他们指着日机大骂，可是许多人没有上战场就殉国了。桂军以英勇闻名，白崇禧亲自上前线指挥，6个师的部队一冲锋，迎着日军的坦克、大炮和机枪。桂军人人英勇，挺着身子往前冲，没有人利用地形地物、没有人匍匐前进，甚至没有弯下腰，像在战场上阅兵，士兵端着刺刀向坦克冲锋。毕竟肉体挡不住枪弹，队伍像人墙一堵一堵地倒下去，真是尸横遍野，6个师全部被击溃！

        日军海空协同攻占了吴淞镇，第6师奔赴吴淞和杨行与敌激战。这一天，上海作战部队传达了蒋光头大元帅发出的训示：

        “此次抗敌作战，为我民族死中求生之惟一出路，亦即我GM军人报国立功之大好良机，自应加倍奋励，各下不成功便成仁之最大决心，有进无退，有我无敌，歼灭寇虏，固我邦家。本委员长现率全国各军，誓与我袍泽同患难，共生死，兹特以至诚至严之意，与我全体将士约：凡贪生怕死，临阵畏怯，不能发扬战术与武器威力者，同济将士应共弃之。凡信仰动摇，精神松懈，不能尽其责任，而致贻误战机者，同济将士应共除之。大义所在，躬亲罔循，本委员长尤当按照军律以衡情论罪，不稍宽假，凡以上约言，亦即本委员长所以自励，苟有跨越，我全体将士，均可执约相加所不敢辞。望共禀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争的胜利是靠铁一般的纪律换来的，高度的一致是取胜的保证。但是，日本军队虽有武士道的蛮横但没有蒋委员长那样的“训示”。为了完成攻击和包围华夏军的作战任务，刚登陆的日军第9师团以联队为单位集合，幸存者们在军旗前举行宣誓，并向天皇所授的军旗告别，以表示誓死的决心。这种形式庄严而肃穆。

        这是一种训练。训练有素的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军队。如果将华夏军与日军作一番综合素质的比较，那么，无论军事技术、纪律性及吃苦耐劳等方面特别是训练水平，日本兵都比华夏兵强。参战者们普遍认为：两个华夏兵顶不过一个日本兵。有的说，就军事技术而论，三个华夏兵也打不过一个日本兵。

        确实，华夏兵中，特别是一些杂牌部队和以后增援的新兵，不少人没有受过训练，有的是刚征来的壮丁，连枪也不会放！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支军队也创造了不少奇迹。当然，代价是巨大的。

        反包围的杨行之战浴血了半个月。

        华夏军队第32师、第1军第1师和第78师与日军藤田进师团反复搏击。第32师在王修身师长的率领下，为挫败日军企图，拆掉了淞沪铁路的部分铁轨和枕木构筑坚固的阵地。

        从9月6日开始，守卫在杨行镇西沪太公路旁的第1师就成了日军的攻击重点。第1师是从甘肃开来的胡宗南部队，第1师师长李铁军采用主动夜袭的战法骚扰日军。第一天是2团1营出发攻击，但立即被日军发觉，猛烈的炮火轰击了一个多小时才停息。

        第二天日军整天炮轰，直到下午4点才停止，黄昏后数百敌兵向第3团阵地进攻。3团反击成功，但日军不甘心败退，又转到4团阵地猛攻，4团以更猛烈的火力实行还击。

        愤怒的日军用海陆空及炮兵向第1师阵地全面进攻。猛烈的炮火把阵地工事全部摧毁。直到下午2点，日军步兵2，000余人开始冲锋。

        4团阵地一次又一次地修补，但都被炮火炸塌。轰隆隆的坦克车开过来了，六七辆坦克后面是多路步兵的冲锋队。

        3营首当其冲。官兵奋勇搏斗，伤亡十之八.九。营长黄廷辉负了重伤，8连长和9连长阵亡。1营赶来增援，与千余日军肉搏拼杀。激战了两小时，日军死伤累累，不得不退却败走。

        阵地前，草黄色服装的日军尸体和丢弃的枪支弹药不少。1营官兵收拾了枪械，本想从敌尸上搜些文件证章符号，可是一无所获，只在一些日兵衣内发现一方白布，上有“南无阿弥陀佛”的毛笔字，还有两面白底旭日的日本军旗。

        还没有打扫完战场，日军的炮火又开始发疯般地射来，接着大队步兵朝1营冲来，1营伤亡大部。师长即令1团主力逆袭，1团1营2营从左右两翼向日军包抄，顽强的日军拼命抵抗，华夏军队前仆后继，最后把残敌*进了一居民家。

        日军凭借门窗阻击。2连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都被击退。营长发火了：“用火攻！”

        火点着了，日军拒不投降。烧了半个多小时，烟火中发现重机枪2挺、轻机枪5挺、步枪30多支，还有一堆焦尸！

        在第1师右翼的第78师是从商丘来到上海战场的。9月5日到达南翔，师长李文奉命以策应第1师的正面战斗为己任，派出468团1营加强1师的正面防守。

        78师是9月11日拂晓开始受到日军大规模攻击的。从早到晚阵地上一片烟火，激战时，每秒钟约有五六发炮弹爆炸！冲锋和反冲锋无以计数，双方死伤甚多。这场血战惊天动地，ZY社记者发出战地电讯：

        据午夜所得报告，昨日战事重心，完全移至杨行与月浦线。日军由吴淞方面进犯时，全凭猛烈炮火作为掩护，计参加作战之日军大炮，共达100余门。华夏军队以血肉之躯，与日军弹药相拼，作战精神之勇猛壮烈，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当前晚华夏军队由杨行后移时，日军尚未发觉，仍以重炮猛轰两小时，然后始以步兵前进。华夏军队俟其接近，即予猛烈反攻。战至昨晨，日军卒不支溃退，死伤之重，得未曾有。惟华夏军队再进至杨行镇时，敌又以重炮飞机轰炸，华夏军队不得已再将阵线稍稍后移。迄午夜止，仍对该方日军，严密监视中。

        ZY社又道：罗店与浏河之间，自昨晚至今晨，亦发生猛烈激战。

        于此同时，上海人的抗战热情也在高涨之中。

        王晓籁登高一呼，万众响应。举国上下，掀起了捐款热潮，共募捐了航空救国款3，000多万元！

        卢沟桥的炮声燃起了王晓籁五年前的抗日热情。作为上海市商会的会长，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他看过很多戏，他的许多人生哲理是从艺术中领悟到的，他看越剧、昆剧，也看电影，但最爱听京戏，他还喜欢演唱，于是他是上海滩的京剧票友，他的拿手好戏是演《三国志》中的司马懿，那是一员威赫的战将！

        三点钟开会，王晓籁两点半就到了天后宫的商会。商会被推举为筹备委员会，王晓籁责无旁贷地要负起责任来。

        今天来的人更多了，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的张一尘、余耀球、汪曼云、曹志功，第二特区的黄香谷，市教育会的黄造雄，银行公会的王延松等，大教联的康选宜以及沪南区市民.联合会、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总工会、市农会、钱业公会、上海市地方协会等团体50多人出席。代表们一致推选王晓籁为会议临时ZX，他主持会议。

        “各位：华北风云日趋紧张，我人欲救国灭敌，必应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方可发挥巨大力量。今日只是筹备性质，因时局急促，未能多作准备。今见《ZY日报》载着首都业已成立各界后援会，选出ZY国府等二十一机关为执委。兄弟个人意见，首都既有此组织，上海为中外观瞻所系，据救国不能后人之义，本市各界尤应起为全国各地倡也！”

        50多人一致同意王晓籁的提议，决定将原“援助抗敌将士联合会”更名为“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到会团体向ZY发电，表示“和平必须抗战，抗战始能和平”与“一致奋起，作全力战”的抗日主张，并派出代表北上慰劳29军。

        担任筹备委员会ZX的王晓籁，负担起了实际的责任，他与各界磋商联络，又经ZF批准登记，于7月22日上午10时，举行“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大会”。

        全市500多个团体2，000多人出席大会。各行各业，各派各D济济一堂，气氛热烈。

        叮叮咚咚的摇铃一响，ZX团成员杜月笙、虞洽卿、周雍能、陶百川、汪伯奇、王晓籁、钱新之、张寿镛、陆京士上台就位。2，000多人一齐肃立，高唱“三民主义，吾D是宗”的D歌，向国旗及孙中山总理遗像敬礼。再聆听一遍总理的遗嘱，牢记“同志仍须努力”的教诲。

        全场静默，向抗敌阵亡的将士们寄以深深的哀思。

        王晓籁ZX向全体人员报告道：“今日上海各界举行抗敌后援会成立大会，实因国家已至危急存亡之秋，我们上海370万市民，应一致起来御侮抗敌，成立后援会。宗旨是要统一意志，整齐步骤，集中一切力量来救国。目前的国难与以前不同，敌人步步进*，非将我亡国灭种不止。所以目前应付国难，不是暂时而是持久的，不是局部而是整个的。各界后援会是包括全市农工商学370万全体同胞，取一致行动，努力于救国工作，并望人人本着自爱爱国，自救救国的精神，以挽救国难。”

        大会通过了组织纲要，确定了“作抗敌后援，共谋完整国土，复兴民族”为宗旨，推选了121人为执行委员，组织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25人，组成监察委员会。推出35～45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

        2，000多人的口号呼喊出了同仇敌忾的心声：

        “一致抗敌！”“肃清汉奸！”

        爱国的热情像野火春风燃遍了大上海。在抗敌后援会的旗帜下，各系统各部门分工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童行白为主任委员成立了宣传委员会、沈怡任了技术委员会主任、顾馨一为粮食委员会主任、组织委员会主任是姜豪，专门筹集抗敌经费的是杜月笙为主任的筹募委员会、钱新之任供应委员会主任，任务是慰劳抗敌将士，还有颜福庆当主任的救护委员会、社会局长潘公展为主任的救济委员会、公用局黄伯樵当主任的交通委员会等等。

        “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全市民众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敌后援会为了集思广益，出谋划策，研究处理各项问题，又成立了一个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委员都是抗战领袖及各界名流，他们是：沈钧儒、郭沫若、杨德昭、彭文应、林康候、邹韬奋、吴经熊、王造时、钱俊瑞、章乃器、史良、胡愈之、钱亦石、沙千里、李公朴、冯和法和左舜生。他们的任务是组织各种专门人才，征集民众对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为各方面设计并答复各种问题和咨询。8月23日成立当天，就面临着一大堆紧急事项：是否需要设立中立区，如何防止外汇流失，如何维持生产，如何维护后方秩序，如何维护战区教育，如何节省汽油等。年逾花甲的沈钧儒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他德高望重，髯须半白飘飘垂胸，作为“七君子”之一的沈老，为抗战不怕吃苦，不怕坐牢，被各界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是7月31日才从苏州监狱中被释放出来的，还没有休息，就投入了支持抗日的洪流。

        每天中午，抗敌后援会ZX团成员以及各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国际饭店举行工作聚餐会，大家边吃边谈工作，相互协商，分头负责，完全是战时作风。上海市长俞鸿钧也时常来国际饭店参加中午聚餐的ZX团会议。这个官方批准的上海最具声势和权威的民众团体是万众一心的象征。

        在“抗敌”的大旗下，上海的男女老少，汇聚成了浩浩荡荡的铁流！

        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毛遂自荐担任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个责任重大的职务，以“地方领袖”自居的杜月笙要显示一下他的威望。

        他很自信，也很自卑，他道：“我原来是强盗扮书生，现在是蚯蚓成了龙，在社会上有地位了。”这个摆水果摊出身的阿混是靠黄金荣的栽培才羽毛丰满的。在一般人眼里，他是一个人不人、鬼不鬼、菩萨不像菩萨的魔怪。有人说他“三头六臂”，一个头长一张笑眯眯的绅士白脸，另一个头长一张红彤彤的官员虎脸，还有一个头是青面獠牙的帮首凶脸。六条手臂分别握着刀枪、烟枪、赌具、官印、算盘和账本。他靠结交军阀、官僚、政客壮大势力，他贩鸦片、开赌局、敲诈勒索，他也讲积德行善慷慨助人，甚至，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还有不屈的爱国义举。

        个性复杂的杜月笙是旧上海光怪陆离的缩影，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搞募捐他有经验。早在1924年，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个军阀在上海附近打仗，四乡居民流离失所。杜月笙别出心裁地参加了一些慈善团体的救济工作。没有钱，他指使爪牙拿着捐簿到商店工厂一家一家强征硬募，凭“杜月笙”三个字，谁敢说个“不”字。

        杜月笙成了“大善士”。此后，凡有天灾兵祸，他便热心“善举”。在上海大肆募捐，这类无本生意，有名有利。

        有一年四川遭水灾，杜月笙主持募捐救济，他亲自登台进行赈灾义演，他能唱京戏，他和王晓籁、张啸林登台客串，杜月笙扮演黄天霸，他虽然爱看京剧，小老婆姚玉兰又是京剧名角，但杜月笙唱得不行。他有一副精致的行头，他的服装道具精美豪华，他的票卖十元一张，比梅兰芳的票价贵一倍。但杜月笙是“义演”。为了响应“航空救国”的号召，杜月笙买了一架法国教练机送给上海飞行社。不久孙桐岗从法国学航空回来为国效劳，杜月笙又买一架送给他。这两架飞机，名“月文”号和“月辉”号，望着一个“月”字，杜月笙喜气洋洋。

        最出风头的，是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蔡廷锴血战淞沪，上海滩一系安危。史量才、黄炎培、钱新之和杜月笙等人组织了上海市地方协会，杜月笙是副会长，他在学生界和文艺界组织起战地服务团，又在工商界带头募捐。炮火硝烟中，他与王晓籁、黄炎培等十多人，驱车到十九路军军部，送去大量罐头食品和生活用品，并为十九路军募集了900万元大洋！蔡廷锴军长动情地道：“35天血战，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杜月笙先生。”

        这一次是全民动员，声势和规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特别是募捐的意义，不是救几个难民，救一个上海，这次是“救国”！

        杜月笙立即召集筹募委员会的人开会，确定捐款定名为“救国捐”，由银行或钱庄代收，所捐款项，全部公布。所得捐款，全数汇呈军事委员会统筹支配。凡捐2，000元以上者，可照捐款的人意志使用。捐款1，000元以上的，由上海抗敌后援会发给褒奖状；3，000元以上的，由上海市ZF发褒奖状；5，000元以上的，呈请国民ZF颁给褒奖状或荣典。

        办法一定，杜月笙立即在报纸上刊出大幅广告：“抗敌后援会筹募救国捐”十个字赫然醒目。

        和广告一起刊登的，还有捷足先登的近300人的捐款人名单。这些闻风而捐的市民，多者五元十元百元，少的一角二角伍角。施修德先生捐助的，是五百瓶擦枪油。

        “八·一三”沪战爆发！杜月笙立即奋起。当天，他就发出紧急呼吁：

        血在沸腾，心在亢奋，耳听着隆隆的炮声，眼看到熊熊的火焰，全面抗战御侮的战争开始了。这正是我们毁家拼命、为国牺牲的时候。亲爱的同胞们，再不要迟疑，肩负起筹募救国捐，接济前方忠勇战士的伟大光荣的责任来！

        持有金银戒指、饰物、器皿、货币的人们，请快快捐送南京路老凤祥银楼、法大马路宝盛银楼或小东门九霞银楼代收。

        持有现币的人们，尽量捐出现币来，固然很好；假如手边现币不多，能够拿出ZF公债、银行存单或者开发银行支票充作捐款，也无不可。

        在各银行、钱庄休假期间，《时事新报》、《大晚报》、《申报》、《新闻报》、《时报》、《民报》、《大公报》、《立报》、《华夏日报》、《神州日报》等报馆，均可代收救国捐款及物品。

        把国当家的上海民众，以空前的热情献出自己的一切！

        8月16日和17日，捐款千元以上的团体和个人不少。上海地货同业公会捐1，000元，中南银行全体同仁捐了5，400元，上海棉花行同业公会捐15，000元，上海交易所联合会捐款30，000元。

        住在租界里的上海人，虽然马路上灯红酒绿，无线电台仍然播放轻柔温馨的夜曲，但黄浦江北岸的炮声清晰可闻，战火烧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住在法租界福煦路明德里的全体住户，自动发起户户捐款行动，各住户、房客，以及男女佣仆，一起慷慨解囊。有一位小姐捐出了金戒一只，总共捐款620.35元。拉都路明霞屯的住户，自动集资了44元，派人送到《申报》馆，请报社转交给浴血的将士。明霞屯共十多户人家，其中三四家小康住户却分文不出，这44元钱数量不多，可全是女佣和车夫们的血汗钱！

        8月中旬，抗敌后援会调查了571户人家，得知捐款5元以下的有406户，占70％。杜月笙感慨地道：“民众不富，但爱国热心高涨！”

        上海国医（中医）药团体同仇敌忾，他们组织了中医药界救护团奔赴战场救死扶伤，在全行业掀起捐款献金活动。第一天共捐纹银100两、现洋200元、银盾56两。国医团体呼吁夫人小姐迅将金银饰物及现洋硬币全力募捐，共赴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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