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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蒋宋经济之毒


蒋夫人和新婚丈夫刚到莫干山寺院的次日一早,蒋光头就被叫去参加一个据说是“D的重要会议”。那天会议从早上8点一直开到晚上8点。

        正如宋二姐当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俩的结合是政治,不是爱情。”

        1927年12月10日,即蒋、宋婚后第9天,蒋光头恢复了其国民GM军总司令的职务,后来又被选为国民DZY执行委员会ZX。

        当天,上海《申报》刊登两则启事,一是蒋宋联姻,一是蒋光头离婚声明。声明中写道:“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引起上海各界舆论大哗。

        这次婚宴大肆铺张,盛况空前。《上海时报》报道说:“这是近年来华夏最辉煌夺目的一场婚礼。一方是前南京军的统帅、华夏当红的强人,另一方是跨政、经两界,呼风唤雨的孔宋财团。”

        关于蒋宋联姻,人们评论很多,一位外国历史学家唐良利评论说:“蒋光头渴望全盘继承孙逸仙的遗产,不容别人分享。”就连宋二姐也认为蒋夫人同意蒋光头的婚姻是“有安排的”。

        斯.诺报道说:“在我第一次见到孙夫人时,她说对这个婚姻,双方都是出自机会主义,没有爱情。”

        凡事都具有两面性的,得到的往往和失去的是成正比的,男人对于爱情的思维是,喜欢,征服,占有。女人对于爱情的思维是,心动,情动,行动。

        然而蒋宋的思维则是一切皆为利益服务的。

        单纯论利益而言,他们都满载而归了,但是,别忘记,人之所以是高级动物,其最主要的标志,那就是感情。

        尤其是女人,在物质以及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候,更在乎的是享受,但是,蒋夫人在这一方面,几乎是颗粒无收。

        莎士比亚的浪漫,三十岁女人的需求,种种正常女人能够享受的到的东西,在蒋夫人的爱情世界里,少的可怜。

        孔、宋*纵经济有一个重要因素,即蒋光头需索金钱“JG”。蒋光头的“JG”作战一向耗费不赀,他依靠两个来源取得经费:一是财政部长,一是从毒品生意挤钱。蒋光头如何设法把鸦片市场的交易所得注入“JG”作战,同时又义正词严下令取缔吸毒,乃是一个成功的政客说一套、做一套最鲜明的例证。

        一九二八年,蒋光头确立他在国民D内领导地位的那一年,设在北京的国际反鸦片协会(InternationalAnti-OpiumAssociation)秘书长抱怨说:“数以百万计的巨款,从鸦片之中挤出来供做军事作战和内部宣传之用。”

        由于蒋光头必须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动禁烟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须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一九二八年八月成立全国查缉烟毒总局。他说:“ZYZF绝不会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发现ZY把鸦片税当作它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

        蒋光头的保证根本是空话。从贩毒生意中赚钱是旧军阀的把戏。虽然冯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属下士兵吸毒,据说他一年即可从鸦片生意得到两千万元的收入。基督将军都如此了,蒋光头也不例外。索克思发现,全国查缉烟毒总局“实质上是发放执照的机关”。“也就是说,你付了钱,取得收据,而收据代表你可以携带这些货,因为你已经缴了罚金了嘛!这就是华夏人的理论。查缉烟毒总局就这样收下钱,钱用去养部队。”

        蒋光头保证不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广西征收到一千七百万元左右所谓的“禁烟所得”。

        一九三〇年,十三万英镑的鸦片从波斯和印度进口到上海;同一时期,四川、云南也提供好几百吨鸦片,由蒋光头的部队押运保护,沿着华夏的“鸦片公路”——长江东进。蒋光头当家执政三年,华夏生产的毒品已占全球的八分之七。

        那一年及次年,国民ZF成立鸦片专卖以便*退竞争者,但新闻媒体群起挞伐,使它放弃此一计划。宋子文以及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都支持蒋光头的做法。

        甚至英国极有影响力的记者伍德海德(H.G.W.Woodhead)也支持这个构想,认为这是克服华夏经济问题唯一的方法。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时代周刊》报道:“财政部长宋子文上周愉快地宣布,华夏即将有一套‘新而实际的鸦片政策’……依据宋部长的说法,‘实际的’鸦片政策不能只讲取缔、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长能在他的财政部马车上驾驭住鸦片,他或许在未来可以找到方法平衡华夏的预算。”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帮已经控制了上海的鸦片生意。青帮协助上海“清G”之后,蒋光头任命杜月笙和黄金荣为国民GM军“荣誉顾问”,并授予少将军阶。委员长在所谓的“更具体的让步”中,把上海地区的鸦片权利交给杜月笙的一家公司,并安排军警协助保护青帮的鸦片运输与仓储。

        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钱。当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桥村修缮的一座古庙落成启用时,八万名宾客登门道贺。

        除了收到六十万元礼金之外,上海市长、汪精卫,甚至蒋光头本人都送来匾额。然后,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吗啡工厂设在高桥。有位美国外交官很好奇,为什么每次蒋光头到上海都要见杜月笙?有个华夏官员解释给他听:“蒋委员长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安排:杜月笙负责率领他的D羽管束GCD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轻举妄动,换取他在烟毒、赌博和卖*业的行动自由。”

        为了满足杜月笙追求社会地位的欲望,蒋光头指派他为“上海JG特派员”。不仅如此,他的鸦片专卖生意若是失败,杜月笙还会要求退钱给他——他可是付了ZF六百万元开办费——宋子文提议以ZF公债偿付。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ZF公债一文不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倪太夫人逝世当天有人企图杀害宋子文,也就不足为奇。我们可以认定,经过这一幕,要给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现金支付。

        杜月笙的组织都以上海法租界为基地。他每个月从鸦片生意可赚六百万元,其中约十五万元孝敬了法租界警察。可是,法国派了一名海军军官前来调查贪渎,使得这个亲密关系为之叫停。尽管杜月笙派密使携带巨额贿款到巴黎打通关节,华夏ZF人员也焦虑,希望停止调查,法国当局却决心整肃官箴。新到任的总领事(并不贪污)和曾经出卖过杜月笙的一个前任总警司联名设宴,有好几名赴宴官员竟然食物中毒而死。法国当局认定杜月笙在幕后主使,他被迫退出法租界,从上海华人地界继续做生意。

        迁地营业并没太影响杜月笙的生意。他重新建立组织,继续大撒银子保护地盘。他的手下在上海周围有十家吗啡工厂,他们每个月付国民ZF四十万元保护费。随后,杜月笙要求ZF准他垄断全市鸦片专卖生意,他提议愿每月付给财政部三百万元,双方果真达成协议。宋子文接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把杜月笙营业大本营所在之虹口特别税局,改划归蒋光头的总部管辖。次月,国民ZF委派蒋光头兼管全国缉毒工作。到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初,蒋光头的鸦片生意——官方名称是鸦片“查缉”工作——已经运作起来。当年年底,虹口特别税局收到一千六百万元的鸦片税。有个专家估计,国民ZF在全国每个月可收到三千万元左右的鸦片税。

        许多华夏知识分子和西方观察家批评蒋光头利用鸦片支应ZF费用。但是根据美国驻汉口领事的说法,“鉴于南京ZF因为蒋光头极大的军费开销,过去几年已经累积巨额赤字,一般不相信蒋光头会只为了推动公共福祉,切断他在鸦片专卖这方面丰厚的收入来源。”

        有位权威专家说:“在华中各省,尤其是湖北和湖南,几乎每个ZF组织都得靠鸦片收入来维持。”他引用某地每担(大约六十公斤,即华夏一百斤)鸦片成本四百元为例说明。

        官员要在这个底价上加征三百二十元的一般税、三十二元的JG捐、三元二角的ZYZF规费、一元五角给地方商会、二元五角给特别货物(鸦片)协会、二元五角给地方女子学校、七元的保护费。在这个总数之上,专卖机关再加上九百二十元。于是乎,鸦片的成本要增加为四倍以上,达到每担一千六百八十八元七角。

        让西方国家生气的是,南京ZF继续怪罪列强ZF害华夏摆脱不了鸦片。伍德海德说:“我们很好奇同一天上午在报纸上读到一家华夏通讯社的报道,它说,今年华夏全部已有两百零四名鸦片毒贩被枪决;但另一则报道则说,目前华夏仍有三百万名鸦片或其他毒品吸食成瘾者;(广西)百色的记者又报道说,有一车队载运一百八十万盎司鸦片抵达该地,暂存于缉烟局,等候缴纳税费。”《字林西报》有一则报道说,九江有一海关官员因走私鸦片罪名被捕;事实上,他真正的罪行是“过分热心查缉走私”。或者以《北华捷报》的说法:“丑闻已经太深,只好非办不可。”

        一九三五年,蒋光头撤销查缉烟毒总局,自任缉烟总督办。但是他很快就与日本发生竞争。日本人把他们控制下的华北地区转化为“一大片罂粟田”,提炼鸦片及其他麻醉药品。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委员长颁布严格法令,规定使用这些麻醉药品为非法行为。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探长巴帕(Papp)的说法:“华夏ZF垄断华夏各地的鸦片生意,日本人则主宰麻醉药品贩运。因此,华夏消灭麻醉药品贩运及吸食习惯,主要影响到日本人……同时,华夏人深怕被抓到贩运或吸食麻醉药品会遭到重惩,往往舍麻醉药品而用鸦片,结果造成鸦片使用量上升,ZF也因此税收大增。”

        蒋夫人对于蒋宋以鸦片毒品谋取利益的事情,当时并不知晓,但是,当知道的时候,内心深处深深的为这件事情自责,她是一位善良的基督教徒,对于鸦片的反感,她比任何人都强烈。

        除了在经济上,在政治上,蒋夫人也在为蒋光头冲锋陷阵。

        二次北伐进展得很顺利,虽然1928年5月3日在济南遭到了日本野蛮的武装干涉,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但蒋光头避免了和日本直接的武装冲突,继续北上,终于占领了北京,并改北京为北平。

        蒋光头收复北平、天津之后,剩下的就是东北问题了。因为济南惨案的教训,他知道如果继续进攻东北,日本必将直接干涉。所以只有考虑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停止对关外用兵。

        早在1926年7月国民GM军在广东誓师,开始北伐,国际势力即担心华夏形势的变化会影响到他们的在华利益。尤其是一直支持张作霖的日本,更是在蒋光头占领南京后公开宣称蒋、张两人合作,南北妥协,共同反.G。

        后来蒋光头“下野”,到日本会见田中首相时,田中保证日本“绝不援助张作霖”,“只求维护满洲的治安”。所以1928年初他刚一复出,就马上进行二次北伐,进攻在华北的张作霖集团。张作霖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仍不想退往关外,企图借助日本的帮助保住北京。但此时美、英等国看到南京ZF取代北京ZF的形势不可逆转,纷纷表示支持蒋光头,日本也只好放弃在京津地区武力干涉的打算,同意国民D军和平接收京津,并敦促张作霖退回东北。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坐火车从北京回东北,专列在沈阳皇姑屯附近被日本人事先埋下的地雷炸毁,张作霖被炸死。“皇姑屯事件”成为蒋光头解决东北问题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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