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2章 大阪师团的优良传统

第342章  大阪师团的优良传统

        “想什么呢？还不快来倒酒？”寺内寿一看着寺内勇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用着严厉的语气，教训了寺内勇一句。

        “嗨！”寺内勇被吓得又是一哆嗦，不敢怠慢，赶忙给两人斟酒。

        “兄长，寺内君现在已经是帝国的高级将领了，不要对寺内君太过苛刻！”冈村宁次劝说道。

        要说寺内勇为什么这么怕自家的这个叔叔，还要从大阪师团说起。

        因日本陆军实行地区后备役兵员征兵制，每个陆军师团平时戍守的地区，又是该师团官兵的家乡和补充兵源的地区，大阪师团平时驻守在日本大阪和歌山等地，该部官兵全部为该地区人。

        因日本陆军称呼某师团名称常冠以地名或师团主官名字，故第四师团又称“大阪师团”。

        寺内勇出身小商贩家庭，后来得到了寺内寿一的赏识，才得以进入陆大学习。

        本身就是一个小商贩，在陆大期间思想回归了正轨，毕业之后就进入到了大阪师团，结果遇到了成千上万的同行，寺内勇的思想受到身边同仁的影响，又跑偏了。

        大阪是日本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座城市，甚至一度是日本的首都；在战国时期，大阪是兵家必争之地，与织田信长爆发十年战争的石山本愿寺就是在大阪；丰臣秀吉在执掌日本后，也是以大阪作为其统治的中心城市，所以一直以来，大阪都十分繁华。

        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大阪已经发展成为日本最大的经济都市，在大阪正式开港后，还专门规划了一块居留地供外国人居住，所以大阪这个地方的商业气息十分浓厚，而且思想十分前卫。

        后来日本组建师团，大阪师团在甲种师团中排大阪，仅次于东京师团、仙台师团以及名古屋师团。

        但有意思的是：这个大阪师团组建之时把自己的代号取名：“淀”。

        要知道，用这个“淀”字可谓是很别具一格的！毕竟当时其他日本陆军师团的代号，大多是用那种有“尚武精神”含义的字：例如第二师团的“勇”，第九师团的“武”等。

        不过，这也不代表这群商贩出身的士兵并不“武勇”！

        1933年，大阪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从而引发了大阪师团官兵和当地警察的“内讧”事件。

        时任师团长寺内寿一得知自己的士兵“受欺负”后勃然大怒！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他毅然带着部下砸了当地的警察局。由此可见，大阪师团的这些商贩们“武勇无比”！

        既然这个师团从师团长到士兵都这么“武勇”，那为什么他们在二战中却一直被人们诟病和不屑呢？其实这里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因为大阪师团在战争中曾因倒卖军需物资而被曝光，这让“英勇善战”的日军形象和日本高层的心都碎了一地！另外，就是大阪师团不像其它师团那样无脑狂热，动不动就搞什么“万岁冲锋”，说白了就是该师团无论官兵，他们都很惜命！

        不过这在大阪师团官兵们看来，他们可不是为了搞笑，更不是自己窝囊。要知道，大阪毕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前沿，那里的人富的早，民智也开化的早。

        而日本关东地区，尤其是北海道那一带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只要被日军高层一忽悠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大阪师团的人却很冷静：他们知道发财的时候一定要竭尽全力，但如果是打仗，特别是没有把握的仗绝不死磕！

        因此，他们没有被“天皇万岁”给忽悠瘸了！至于打仗，是那些日本政治家和天皇自己的事，谁会真的去拼命呀！毕竟他们还要活着回去继续做生意赚大钱。

        所以大阪师团作为日军的常备甲种师团，战斗力并不低，只不过士兵们并不愿意为此拼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大阪师团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和那些不愿意相信战败结局的日本人完全不同，大阪师团接受投降的现实，和回到本土的速度都奇快。

        当几乎满编的大阪师团回到日本港口时，一个个都面色红润，生龙活虎！这一场景甚至让那些营养不良的日本本土民众都十分吃惊。据日本当时统计，大阪师团是南方军中阵亡率最低，装备物资最充足的一支部队。

        30年代初，日军大本营为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的强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顿该师团。

        1932年，寺内寿一被任命为大阪师团师团长，此时大阪师团在国内驻防。

        这个时候的寺内勇已经混的风生水起，伙同身边的同仁将军用物资倒卖给当地的大阪商贩。

        结果寺内寿一一上任，寺内勇就被抓了一个典型。

        别看寺内寿一对外人宽容，甚至带着士兵公然去砸警察署，但是为了整治大阪师团的风气，对寺内勇下手是极狠。

        当着众多士兵的面，寺内勇被自己叔叔拿着马鞭抽的皮开肉绽。

        是以，在寺内寿一任职的两年内，大阪师团的风气在明面上有所好转，记住，只是面上。

        这也导致寺内勇现在看见寺内寿一都吓得直哆嗦。

        到了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大阪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

        此时泽田茂就曾担任大阪师团师团长，虽然大阪师团的士兵初到关外，人生地不熟，但是士兵们各个好钻营，没多久就跟当地人打成一片。

        泽田茂在大阪师团是个外来人，也拿习惯了自由散漫的大阪师团没办法，只能早日盼望调离大阪师团。

        两年后，大阪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

        1939年，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

        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急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大阪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按兵不动”。

        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剧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

        此时的寺内勇已经是中佐军衔，担任大队长。

        其所在大队在他暗中的鼓动下，大半士兵住进了医院。

        当时的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大阪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

        从海拉尔到诺门坎，仙台师团走了4天，大阪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

        凑巧的是，大阪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双方宣布停战。

        消息传来，掉队的大阪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上来归队，寺内勇甚至带队冲到了最前线。

        双方原本协议好的停战，甚至因为寺内勇所部的举动差点又开了火。

        就连留守的不少官兵也一边“带病”慷慨奔赴前线，一边万分懊丧地抱怨：自己居然没有机会打上这一仗！

        当时的师团长泽田茂的说法是：大阪师团驻地太分散。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大阪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

        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大阪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大阪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后来日军高层琢磨，既然接连几任师团长都改变不了大阪师团的风气，干脆从中低层军官及士兵下手，一批军纪败坏的士兵裁撤，剩余的老兵油子分批补充到到其他师团，再从大阪当地招募一批新兵。

        这也是为什么寺内勇在各个师团都有熟人的原因。

        寺内勇现今还记得当初他与手下中队长黑藤分别时的场景。

        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仙台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

        然而寺内勇等大阪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说的是“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最重要”，或者干脆就是“保命第一”。

        再到后来，日军在进攻衡阳和芷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战斗一开始，来自大阪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

        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大阪师团“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

        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各部都投入到对盟军的作战中，大阪师团也终于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大本营有意将该师团配属南方军，但南方军只是很勉强的将其列入预备队，仍然驻扎沪都。

        直到1942年4月，大阪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和第五，第十八，第二十一师团一起，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

        这一仗，大阪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大阪师团转了性，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经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勉强挺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

        然而，这个胜利却给大阪师团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在其故乡大阪更是号外频飞，一副“幸亏派出了大阪师团，才打垮了巴丹敌人”的得意。

        仅有的遗憾是事后发现大阪的商贩们利用这个庆祝胜利的机会大肆倒卖战时配给物资，乘机大做生意。对大阪师团的底细，还是大本营知道得清楚，所以对于怎样调教它实在是绞尽脑汁而不得其计。

        由于大阪师团名声在外，在各个战区都不是很受欢迎，于是直到战争结束，这支部队始终在日军战线后方各地不断调转，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

        大阪师团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弱”不经风呢？这是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

        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些不同，这个地方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多与商业有关，对诸侯的尊重十分有限。

        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不断和诸侯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那就更谈不上了。于是，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

        虽然在二战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蛊惑，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效忠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能不死尽量不死。对待上级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习惯于“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

        甚至大阪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谓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击”的“三不要”原则。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的最后部分，对大阪师团做了一小段总结，说得真是有几分道理，“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大阪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的战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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