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在东京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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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回到东京,仍旧住在“伏见馆”。这时,一批岩仓铁道和明治法政的专科学生也住进来,他们虽然没有头顶“富士山”那么面目可恶,却都是一些热衷于升官发财之辈,语言很是无味,整天吵吵闹闹。特别是,有一个被他们同伴称为“法豪”的家伙,白痴似的大声说笑,隔着两个房间也不得安宁。尤其是,他们对洗浴特有兴趣,只要浴室一开门,他们就都钻了进去,毫不理会公寓里的有关规定。本来,周树人是这家公寓的老房客,每次浴室开门都是先来请他,可是每次都是被“法豪”辈们给抢了去。其实,他倒不一定要洗,只是这件事很让人生气,所以他决定搬到别处去祝不久,周树人搬到了本乡东竹町的“中越馆”。这原来是一家人家,因为有了三个寄居的客人,警方一定要求以公寓论,于是便挂了一块“中越馆”的牌子。主人是一位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女儿,住在一间屋里,其余房间都出租。地点很清静,但房费较贵,饭食也很差。一种圆豆腐中间夹些素菜,美其名曰素天鹅肉,煮得味道很不好,三天两头的吃,真有点吃伤了。还有那个老太太进屋来取水壶或油灯时总是屈身爬着似的走,叫人看着不舒服不喜欢。
周树人在这“中越馆”的楼下住,大小两间,大间的纸窗朝西,曲尺形天井里种着树木,所以朝西的窗户在夏天也不会觉得西照太阳晒。平时客人来就在大间里坐,冬天炭火盆上放着开水壶,随时可以给客人冲茶水喝。这里比起公寓方便,来的客人也比以前多了,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等一帮人常来,也不管阴天雨雪的照样来,一来就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扯上半天。到了中午,主人抽屉里如果有钱,就买罐头牛肉来添菜,否则就只好用普通客饭了。中越馆的一段日子虽说过得穷点,可也是最潇洒的。
周树人再次回到东京的目的在于实现文艺运动计划,而计划的重点是创刊发行一本文艺杂志。杂志的名字,大家提出来好几个,都是取自古代诗词,如采榷离骚》中的词“赫戏”之类的,不浅显易懂。周树人想起了但丁名作《新生》,认为用“新生”作为杂志的名称好,具有“新的生命”之意。许寿裳等人都赞同,也觉得“新生”这个名字很有意义。于是,杂志名便定为《新生》,还加上了名称的拉丁文。
创办杂志需要人手,周树人邀请了好几个朋友来参加工作。预定的撰稿人有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袁文薮。其中,袁文薮比较富裕,表示愿意为创办杂志垫付印刷费。有他的支持,周树人便着手筹备工作,约稿子,画插图,并亲自设计杂志封面,做得一丝不苟,井井有条。可是,正当杂志创刊工作顺利展开的时候,袁文薮突然决定要往英国去读书。周树人和袁文薮谈好,约定他一到英国就写文章寄来。袁文薮也表示,到英国以后就把稿子寄来,创办刊物所需费用也一并汇过来。然而,他一去便杳无音信,更不要说寄文章汇款来了。三人撰写稿件还可以,重要的是筹不出印刷费来,一般官费留学生一年只能领到四百元钱,当时公立专科的留学生才领到四百五十元,靠他们三个人筹款印杂志是不可能的。《新生》杂志出版日期往后推了一天又一天,看来,《新生》杂志的创刊发行一时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不过,周树人倒并不怎么失望,还是悠然地逛书店收集书报,回来在公寓里灯下阅读翻译,为他的文艺运动做着准备,这阶段,周树人很少到德文学校去,就在公寓的一个小房间里用功。他早晨起来得很迟,连普通一杯牛奶都不喝,只是抽烟看书,中午吃公寓的午饭,下午如果没有客人来,他便到外边去看书,晚上仍然是抽烟用功,每天总要过了半夜才睡觉。这期间,他和许寿裳、陶冶公等六个人,到一位流亡日本的俄国女人那里学习俄文,但由于每人六元的学费实在是拿不出来,学习了半年只好不去了。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许寿裳找到一所很不错的住宅,在本乡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这里原是日本绅士夏目漱石的家园,主人要迁居大阪去,便将这座住宅出租了。这座住宅规模宏大,庭院宽阔,花木繁茂,房间清洁漂亮;整座建筑居高临下,和小石川区大道平行,可以闲暇时眺望城市风光。这座房子房费数目太大,只好约几个人合租,便拉来周树人、周作人、钱均夫、朱谋宣几个人一起租祝一共是五个人,所以就称为“伍舍”,在高大的铁门旁边的电灯柱上便挂了一块牌子“伍舍”。
西片町是有名的学者住宅区,几乎家家博士、户户宏儒。“伍舍”里住着五个学生,将房屋庭院收拾得整齐清洁,倒也和此环境十分相衬。走出西片町只一拐弯,就到了东京帝国大学,一伙伙一群群的方帽子从那赫赫的赤门出出进进,方帽子越破旧越显见其资格老,高年级的快毕业了。
这一年4月8日,周树人迁进了“伍舍”。他从小就喜欢花草树木,爱看陈淏子的《花镜》之类的书,常常到爱种花木的叔祖玉田先生家去观赏罕见植物,放学回家也自己种些花草,那“百草园”曾给他带来过无穷的乐趣,使他留连忘返。他在弘文学院时还买了三好学的《植物学》两厚册书,其中有很多彩色的插图,使他爱不释手。他对植物本来就有相当好的素养,现在,“伍舍”的宽阔庭院的空闲地面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和许寿裳一起动手种了大量的花草,特别是那些牵牛花,形状和色彩千奇百态,片片绿叶上晨露晶莹,晓风轻拂便笑口齐开。蟋蟀的鸣叫,是他久违了的最亲切的声乐……不过,住进“伍舍”以后,周树人本来就不宽裕,那点官费更不够用了,手头更加拮据了,甚至要靠给人家校对印刷稿,增加一点收入来维持生活了。看来,“新生”运动已是前途渺茫。
可是真巧,就在此时,一位朋友忽然来访,他叫孙竹丹,是搞革命活动的,周作人在南京时认识的。他说河南留学生办一个杂志《河南》,缺少撰写稿子的人,特来请周作人帮忙。这个杂志的总编辑刘申叔是大家都知道的,于是,大家都爽快地答应下来。这一时期,周树人写稿最多,许寿裳成绩最差,只写了一篇。周树人给《河南》杂志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摩罗诗力说》。这篇文章的题目,用白话来说就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周树人很喜欢英国、匈牙利、波兰、俄国的爱国诗人的作品,特别佩服英国诗人拜伦。拜伦在英国被称为撒但派诗人,也就是恶魔派诗人。因为“恶魔”文字不古,“魔”字起源于梁武帝,以前只用音译“魔罗”,于是便换用“摩罗”。主要目的是介绍外国的革命文学。凡是反抗权威、争取自由的文学便都包括在“摩罗诗力”里边了。这期间,周树人原想在《新生》上发表的文章,想在《新生》上说的话,便在《河南》杂志上发表出来了,虽然是晚了一点。周树人在《河南》杂志发表文章,署名是用“迅行”或“令飞”,与他的本名没有什么联系,大概是取前进的意思吧。
另有凑巧,又有一位朋友来到东京看耳病,寄居在周树人他们的公寓里。他叫蒋抑卮,是一位银行家,家里还开有绸缎庄。他原来是一位秀才,人很开通,听说周树人介绍外国文艺的计划,十分赞赏,愿意借给周树人钱作印刷费。于是,周树人原来“新生”计划中的文艺部分有了问世的机会,便向蒋抑卮借了150元钱,第一部翻译小说集《域外小说集》很快就出版了。这部小说集偏重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包括俄国、波兰、芬兰、捷克、匈牙利、波希米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文学作品。第一集印了一千册,第二集印了五百册,因为收不回本钱来,第三集只好中止。这部小说集虽然销路不好,但总是开了个头,周树人感到十分欣慰。
这一时期,可以说,周树人的文艺活动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再经过几年的“潜伏”准备,接下来是“五四”以后他的文艺活动的第二阶段,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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