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18日，许广平早早起来，拿着昨晚抄完的《小说旧闻钞》急匆匆前往鲁迅寓所。她了解鲁迅的脾气，总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做好预定的工作。她来到鲁迅的住处，放下手抄稿，就连忙告辞。

　　        “为什么这样匆促？”鲁迅问。

　　        “今天，我们要去请愿！”

　　        “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

　　        许广平心里明白，这是先生在挽留她，作为学生不好执拗，只好留下来抄写。

　　        上午10点多钟，许羡苏风风火火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先生，不好啦！在铁狮子胡同，段祺瑞命令卫队关起两扇铁门，用机关枪向请愿学生扫射，打死打伤很多人！”

　　        许广平丢下笔就往回跑……

　　        事情是这样的：

　　        时值冯玉祥国民军和张作霖奉系军阀作战期间，奉军失利，日本乘机介入，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被守军击退。日本竟然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列强，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借口，于3月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发出通牒，要求中国单方面停止军事行动，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无理要求。这种蛮横无理的侵略干涉，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五千余人在李大钊等人领导下，其中有北京大中院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强烈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会后，群众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并赴执**请愿，要求拒绝通牒。游行群众高唱《国民革命歌》，高呼抗议帝国主义通牒、反对段祺瑞执**屈服帝国主义无理要求的口号，浩浩荡荡走向铁狮子胡同执**所在地。

　　        群众队伍来到执**门前，选派了几名代表，要求国务总理贾德耀接见，竟然遭到拒绝。于是，群众队伍只好向东行进，径直来到段祺瑞的公馆。突然，警笛骤然响起，段祺瑞卫队关起两扇铁门，竟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顿时血肉横飞，惨声不绝，鲜血满地，尸体纵横，一个最凶残最阴惨的人间地狱，打死群众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余人，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北京女师大学生会主席刘和珍在执**前中弹，子弹从背部射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创伤，当时还没有死。张静淑同学急忙上前救助，中了四弹，当即倒在地上。杨德群同学又去救助，也中弹倒在地上，子弹从左肩入而穿胸偏右出。刘和珍还顽强地坐起来，一个士兵照她头部和胸部猛击了两棍，她壮烈牺牲。

　　        第二天，刘和珍和杨德群两具尸体被抬回来，学生们激愤情绪达到了极点。鲁迅悲愤地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青年学生为了爱国，意在援助外交，徒手前去请愿，执**竟然开枪射击这些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无耻、更野蛮的行为，这是“孱头”们干的事。他们在欺侮中国人的洋大人面前，那奴才相毕露了。这样下去，中国的前途真叫人担忧。

　　        然而，惨案发生后，研究系机关报《晨报》竟然刊出林学衡《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蔑诽谤爱国青年是铤而走险，为奸人利用而自蹈“死地”。对于这样的论客的言论，鲁迅认为是“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的，他们的凶狠无心肝绝不亚于屠伯们，绝不可以等闲视之，于是，鲁迅写下一篇为死难青年仗义执言的文章《“死地”》，发表在3月30日《国民新报副刊》上。

　　        为了避免手无寸铁的群众正面和敌人冲突，聚积力量以有限的代价换取更大的胜利，因此，鲁迅是不主张请愿的。他说：“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他深知反动派麻木，没有良心，和凶顽的敌人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何况是请愿，又是徒手。但是，既然已经和敌人对垒，那就是“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了。所以，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鲁迅公开站在群众一边，向敌人进行猛烈地攻击。一篇接着一篇的文章，那不是普通的文字，那是和敌人进行白刃战所使用的真刀真枪，寒光凛冽，锋利无比，真正是帮助人民群众杀出一条血路的匕首和投枪。

　　        鲁迅好几天日不下饭，夜不成眠，沉默不语，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母亲鲁瑞催他去看病，他推说自己没有什么病，只是很痛苦地说：“刘和珍是我的学生，那么多爱国有为的青年，无辜牺牲，太可惜了。”鲁迅悲愤交加，终于生病了。母亲鲁瑞、夫人朱安都很焦急，却又没有办法。恰巧，许羡苏来了。母亲鲁瑞、夫人朱安便请她去劝说。此时，鲁迅正在西屋里写文章，许羡苏走过去，正好，鲁迅有事需要她帮忙办。许羡苏把事情做完后，对鲁迅说：“大先生，刚才听太师母说，你近来身体很不好，我现在到旧刑部街山本医院请医生来给你看看，好不好？”

　　        “其实也没什么大病，我自己到医院去看吧。”

　　        3月25日，鲁迅带病到女师大礼堂参加了刘和珍、杨德群两位烈士的追悼大会。会后，鲁迅在礼堂外遇见女师大教育系学生程毅志等几位同学。

　　        “先生，您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程毅志问。

　　        “没有。”

　　        “先生，您还是写一点儿吧，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一点，鲁迅是知道的。鲁迅主编的文艺期刊《莽原》创刊以来，在生活艰难的情况下，刘和珍毅然预订了全年的。其实，鲁迅也早已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如果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倒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死者却不可能知道了，而对于生者却只能如此而已。于是，鲁迅慨然应允程毅志等同学，决定为女师大学生会主席刘和珍写一点纪念文字。然而，悲愤哀思使他一直不能静下心来构思，直到4月1日，他满怀对学生的哀思和对反动派的愤怒，用饱蘸血泪的笔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鲁迅的杂文，像一个个匕首一支支投枪，击中反动派的心脏要害，敌人恼羞成怒，开始进行反动的通缉围剿。4月9日，反动军阀**宣称除已通缉的李大钊等五名所谓“暴徒首领”外，还要通缉五十人（后来《京报》公布名单上只四十八人），其中包括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女师大十二名教员、学生。北京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教育部的同事齐寿山很为鲁迅他们担心，热心奔走，预先接洽安排了临时避居的地方，叮咛说：“一有消息，我就来报告，到那时务必暂时离家避一避。”4月26日、29日，北京大学和女师大先后被军警包围搜查。一天下午，齐寿山来电话报告情况，并请鲁迅和许寿裳立刻离开家避一避。

　　        在亲友和学生们的敦促下，鲁迅不得不离开家避难。鲁迅来到北京西城锦什坊街96号莽原社住下。第三天，鲁迅自己正在房间里写文章，突然闯进几个青年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说是对《莽原》十分崇拜特地来访问。鲁迅故意装成乡巴老的模样说什么都不知道，要等这里的主人回来再说，几个年轻人悻悻地离去了。晚上，荆有麟回来听鲁迅说起这件事，觉得几个不速之客可能是假装学生的侦探。于是，次日清晨，鲁迅装成病人，荆有麟提着鲁迅的常用的物品，送他到刑部街住进了山本医院。

　　        过了几天，鲁迅又转到德国医院。这次，鲁迅可真的病了。肠胃消化不好，每日除了吃药，就给病人吃一些医院规定的无盐无油的淡饭之类。鲁迅说，这种饭，即使没有病的人也会吃出病来。几天后，鲁迅病好了，德国医生不赞成无病的人在医院住下去，朋友们只好又安排鲁迅转住进法国医院避难。

　　        但在避难期间，鲁迅仍然坚持到北大、女师大等学校讲演讲课十余次。５月30日，是“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日，鲁迅应女师大学生邀请到学校演讲，鼓舞青年学生踏着先烈血迹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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