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自由谈风月

　　        1933年1月31日，鲁迅给《申报》副刊《自由谈》写了一篇杂文《崇实》，署名“何家干”，从此开始“平均每月八九篇”地给《自由谈》副刊写“自由谈”的杂文。在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上海，是不可能有言论的自由的，“自由”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伪自由书?崇实》）《申报》是上海颇有名气和影响的报纸。不过，鲁迅以前倒从来没有给它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给它投稿。头年年底，郁达夫告诉鲁迅，《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是刚从法国回来的，人生地不熟的集不起稿件来，请鲁迅为《自由谈》写几篇稿子。鲁迅“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二是为了向人们呐喊，鲁迅便开始给《自由谈》写稿子。鲁迅笔锋犀利，一篇篇杂文切中时弊，恰似匕首投枪向黑暗的社会刺去，一篇篇文章替广大人民群众说话，自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在一篇题为《电的利弊》一文中，“何家干”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顷又醒，则又受刑。……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在另一篇题为《〈杀错了人〉异议》一文中，“何家干”毫不留情地揭露：“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就是这样，鲁迅的杂文，论时事不留情面，砭锢弊常取类型，因而让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及其御用文人恼怒，就像患上疮疽者看到病理图时，或某甲看那疮有些相像，或某乙看那疽有些相同，于是便向鲁迅发起恶毒的攻击，必欲制画病理图者于死命。在专制政治下是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到5月下旬，《自由谈》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将《自由谈》编辑黎烈文撤掉了，鲁迅就连不自由的“自由谈”也不能再谈了。后来，鲁迅就把在这段伪自由时期发表的杂文收集在一起，编成一本杂文集《伪自由书》。

　　        1933年5月25日，《自由谈》刊登一篇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老牌风月文豪摇头晃脑的高兴了一大阵，讲冷话的也有，说俏皮话的也有，连只会做‘文探’的叭儿们也翘起了它尊贵的尾巴。”但是，“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准风月谈?前记》）殊不知新上任的《自由谈》编辑张梓生是鲁迅的老相识，而广大读者又都喜爱鲁迅那种痛击时弊的文章，从6月起，鲁迅不断变换笔名，重新开始给《自由谈》写稿，不过文章写得更隐晦，瞒过检查机关的检查，继续发表大量的杂文。

　　        6月10日，《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了署名“游光”的杂文《夜颂》。这是鲁迅“谈风月”的第一篇杂文，文章好像是谈“爱夜的人”谈“摩登女郎”，实质上谈“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因为“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准风月谈?前记》）在署名“孺牛”的《华德保粹优劣论》一文中，针对中国独裁者欢迎德国纳粹党上台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法西斯独裁政策，作者将两个专制主义作了一番比较，尖锐地指出：“两国的立脚点，都是在‘国粹’的，但中华的气魄却较为宏大，因为德国不过大家不能唱那一出歌而已，而中华则不但‘雌女’难以蓄犬，连‘雄犬’也将砍头。这影响于叭儿狗，是很大的。由保存自己的本能，和应时势之需要，它必将变成‘门犬猎犬’模样。”

　　        为了适应《自由谈》的“多谈风月”的要求，鲁迅常常将文章的题目写得与“风月”相近，但文章内容仍旧是话中有话，仍然是对反动派的进攻和对恶势力的战斗。在署名“孺牛”的《晨凉漫记》一文中，作者借谈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杀人的史实，剖折了施行暴政的统治者的心理。在署名“丰之余”的《感旧》（后改题为《重三感旧》收入杂文集《准风月谈》）一文中，作者针对有些青年“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用“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的比喻来说明“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

　　        就是这样，鲁迅以“游光”、“丰之余”、“苇索”、“旅隼”、“孺牛”、“虞明”等20多个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杂文，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甚至也“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由此足可见这些杂文影响之大。后来，鲁迅就把在这段准许“谈风月”时期发表的杂文收集在一起，编成一本杂文集《准风月谈》。

　　        翌年，《申报》副刊《自由谈》受到的压力更大、检查更严了，先前的编辑黎烈文“真被挤轧得苦，……终于被挤出了”（《花边文学?序言》）。但是，鲁迅继续变换笔名给《申报》副刊《自由谈》写了大量的杂文，同时也扩大了投稿范围，给《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等写了大量的杂文，后来收入杂文集《花边文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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