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一幅图案画

　　        故事发生在鲁迅住在北京西三条胡同的时候。那时候，许钦文是鲁迅的老朋友，也是鲁迅家的常客，三天两头跑到鲁宅向鲁迅请教探讨。

　　        一天，两个人在一起闲谈。

　　        “听你妹子说，在会馆里，你有一位新来的朋友，是个画家，他是专长于什么画的？”鲁迅很随便地问。

　　        “哦，他叫陶元庆，我们从小同学。”许钦文回答。“说来话长。他从小就爱画画，花卉仕女都画得不错，在小学的时候就出了名。我和他同考进第五师范，毕业后又同在母校附小服务，还是同住在一个宿舍房间里。他在师范时趋向于西洋画，也注意素描和水彩画。我到北京工读以后，他考进了上海《时报》馆，专画《小时报》上的图案。《时报》馆和有正书局相通，他便有机会参考狄楚青所收藏的大量的日本图案和印度图案。他很喜欢这些图案集，自认为是获益不浅的。后来，他离开《时报》而考进了上海专科师范，从此注意学习油画。”

　　        “你说你那位朋友善长画图案，那末，可否托你代请他画个书的封面画，给我这本《苦闷的象征》作封面？”鲁迅指了指桌面上的一本书稿校样说。“这是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书稿是最近翻译完成的，已经制版印出了校样，校对完以后就可以出书了。”

　　        “没问题，我想他肯定愿意帮忙的。”许钦文爽快地答应。

　　        许钦文回到会馆里，将鲁迅需要一个译作封面的事对陶元庆一说，陶元庆果然欣喜地接下了这个活，而且抓紧时间很快就把封面画成了。这张封面上画了一个半裸体的女子，披着长长的黑发，用鲜红的嘴唇舔着鎲叉，图案构思十分新颖。许钦文拿着这张封面去见鲁迅，鲁迅接在手里仔细观赏品味着。

　　        “嗯，这张封面使《苦闷的象征》披上凄艳的外衣，很好，很好！”鲁迅高兴地连声赞叹。然后对许钦文说：“哪天他有空，请他过来随便谈谈，你陪他来好不好？”

　　        “好，好！”许钦文回答。

　　        过了两天，许钦文将陶元庆带到鲁迅家里来。走进鲁迅住的老虎尾巴，书桌上、茶几上、床上到处都堆满了书和文稿，鲁迅让两位客人和他一起在老虎尾巴门口的饭桌旁坐下。就这三个人，彼此相知，无须介绍，一见如故。以美术为题，鲁迅先开口，陶元庆回对，于是两人滔滔不绝地畅谈起来。鲁迅对美术的研究已非止一日，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对美术很有兴趣，初到北京教育部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让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当时新思潮兴起，为破除迷信，蔡元培提倡以美育取代宗教，在教育部内设“夏期讲演会”，让鲁迅在这个讲演会上讲《美术略论》。现在，和画家陶元庆坐在一起真有不少共同语言，陶元庆没有说清楚的地方，鲁迅就加以补充，如此使许钦文无从插嘴，不过，他在旁边倒也听得津津有味儿。从中国画到西洋画，从美学美育到美术史，鲁迅和陶元庆整整谈了一个下午。

　　        从此，陶元庆成了鲁迅的好朋友和鲁迅家里的常客之一。1925年1月25日，春节的第二天中午，应鲁迅的邀请，陶元庆、许钦文、孙伏园来到鲁宅，应鲁老太太邀请，俞家三姊妹、许钦文的四妹许羡苏、还有王顺亲也来到鲁宅，宾主11口人热热闹闹在一起，吃的都是绍兴家乡菜，还有家乡的土特产，家乡人家乡风味，真是格外的亲切。

　　        陶元庆在中国画、水彩画、西洋画、油画各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那时候出版文艺书籍大多以图案画作封面，从《苦闷的象征》开始，陶元庆给鲁迅画封面，后来给鲁迅画了《坟》、《彷徨》、《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等许多书的封面，还有鲁迅经手编辑校对的其他人的书，也常常由陶元庆画书的封面。鲁迅对这些书的封面都非常满意。

　　        陶元庆画的图案画中最突出的、也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一幅是《大红袍》。那是一个晚上，许钦文陪同陶元庆到天桥剧场看戏，演的是古装戏，演员穿的是青衣绿衫大红袍。半夜看完戏回到住处，陶元庆躺在床上不睡觉，摇晃着两只脚在那里吟诗，许钦文知道他有了新题材在构思，也就不说话去打断他的思路。第二天早晨，陶元庆一轱辘爬起来，脸也不洗头也不梳，连早点也没有吃一口，就挥笔作画，到傍晚时分，一幅图案画《大红袍》画好了。这幅画是用拆开的两张旧信封翻过来在背面画的，所以他把这幅画仔细地装在一个镜框里，双手捧着镜框远看近看、正看倒看，又将镜框重新检查一遍。最后高兴地叫许钦文过来看。

　　        “钦文，这幅画怎么样？”

　　        “嗯，很好！”许钦文出于真情地说。

　　        这件事，许钦文在和鲁迅闲谈中提起来。鲁迅听了之后看上去很受感动，昂着头静静地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啊，是这样的，璇卿是这样的！”鲁迅感慨地说。他称呼陶元庆“璇卿”。问：“璇卿是一向爱看旧戏的么？”

　　        “不常看。不过，无论什么，他看了之后总要细细地琢磨，把那些事物的特点牢牢地记祝”许钦文回答。

　　        “嗯。”鲁迅又昴着头静静地想了想说：“璇卿这样一气呵成，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其实他早就累积了素材，甚至已经有了初步的腹稿；那天晚上去看戏受到某些启示，最后回来便一口气完成。写文章也是这样，不是看到一点就写，而是多看看多想想，这样才能写得深刻生动。绘画就是这样，有功夫的艺术家大概都是这样的。”

　　        许钦文回到会馆宿舍里，把鲁迅说的一番话告诉了陶元庆。

　　        “不错，不错！知我者鲁迅也！”陶元庆欣喜地说，“鲁迅就是鲁迅，讲得多么深刻！要说我这幅《大红袍》，那半仰着脸的姿态，最初是得自绍兴戏的《女吊》，那本来是个‘恐怖美’的表现，现在去掉其病态的因素，基本上保持原有的悲苦、愤怒、坚强的精神。至于蓝衫、红袍和高底靴，都是古装戏中常见的。握剑的姿势则是取自京戏的武生，加以变化，统一表现就是了。”

　　        不久，陶元庆举办了一个个人画展，鲁迅参观画展时看到了那幅《大红袍》。当晚，许钦文到鲁迅家里去讨教，一见面，鲁迅便和他谈起了陶元庆的画展。

　　        “钦文，你来得正好，我正想和你谈谈。璇卿的那幅《大红袍》，我在画展上已经看见了，很有力量，对照强烈，调和鲜明，那握剑的姿态很醒目。”

　　        “构图新颖，也平衡。”许钦文补充说。

　　        “我想，《大红袍》是璇卿的一幅难得的画，应该好好地保存起来。钦文，我打算把你写的那些小说结集起来，编成一册，取名《故乡》，就把《大红袍》用作《故乡》的封面。这样就把璇卿的《大红袍》做成了印刷品保存起来了。你看如何？”

　　        鲁迅这出乎意料的提议，使许钦文异常惊喜，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故乡》是许钦文的处女作，能够有机会出版，他当然很高兴。而陶元庆的画《大红袍》能够和广大读者见面，作为印刷品保存下来也是一件好事。怎么能叫人不高兴呢！

　　        “你没意见，就这样定下来吧，”鲁迅接着说，“别的事情都好办，先把《大红袍》做成印刷品，这件事要抓紧时间赶快去做！”

　　        于是，许钦文便按照鲁迅的意思跑印刷的事。《大红袍》画要用套板石印，三种颜色分三次印，颜色的深浅不容易配准。许钦文跑到印刷厂去商量，几位老师傅想方设法，尽可能将颜色印得准确些。

　　        许钦文写了好些短篇小说。多少个夜晚，鲁迅一篇一篇阅读这些稿子，仔细替他编选修改。短篇小说集《故乡》的书稿送到印刷厂去以后，许钦文和陶元庆都到台州六中教书去了。当这本短篇小说集校样出来的时候，鲁迅正在一家外国医院里避难，在一间破烂的木匠房里的地面上睡觉，就在这间木匠房的地面上校对完了《故乡》全部校样。

　　        出版小说集《故乡》，关键问题是印刷费。鲁迅把出版《呐喊》所得版税作为《故乡》的印刷费，将这本《故乡》列为《乌合丛书》由北新书局出版了。

　　        陶元庆的图案画作品《大红袍》就这样以短篇小说集封面保存下来。后来，鲁迅特地写信告诉陶元庆说有一位德国美术家Eche也说《大红袍》很好，特别是那剑的部分画得最好。

　　        在鲁迅及其他朋友的热心帮助下，1925年3月19日，在北京西四帝王庙举办陶元庆绘画展览会。展览会开幕的前一天，鲁迅写的《〈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介绍了陶元庆潜心二十多年研究绘画的艺术造诣。次日展览会正式开幕，到会参观的人特别多。当天下午，鲁迅在陶元庆和许钦文的陪同下第一次参观了画展，这天下午，鲁迅又同许寿裳一起第二次参观了画展，每次参观都在《大红袍》、《农女》等画前长时间停留鉴赏。鲁迅认为，陶元庆一向擅长国画，善于表达个性，就是保持东方风格而不失去民族性，而且东西艺术表现方法结合得很自然。

　　        鲁迅看了陶元庆的许多作品，更加喜爱陶元庆的画了，便请陶元庆给画张肖像，陶元庆自然是欣喜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是，不是鲁迅抽不出时间来，就是陶元庆忙于画书面图案，这样一拖再拖就过完了暑假，陶元庆要回台州六中去，和鲁迅商量了一下，结果是，陶元庆带着两张鲁迅的照片走了。可是，鲁迅又常常写信要陶元庆画书封面，而书面画还要得很急，一个学期过去了，肖像画还是没有画成。接下来，一个寒假也过去了，仍然是没有画出来。

　　        陶元庆给鲁迅画肖像那可是真用功夫。他左手捏着照片，右手拿着木炭棒，站在画架前面画画擦擦、擦擦画画，有时躺到床上去，摇晃着两只脚在那里吟诗，构思好了一轱辘跃起来接着画。画了一阵子，然后闭着一只眼睛左边看看、右边看看。一天傍晚，鲁迅的肖像终于画完了。陶元庆叫许钦文过来看看。许钦文连声说：“很像，很像！”可是，陶元庆仔细看了一阵子，突然拿起橡皮嚓嚓嚓把画的肖像全擦掉了。许钦文惊诧地叫起来：“你这是怎么啦？辛辛苦苦画的怎么都擦掉拉？”陶元庆瞪了许钦文一眼，没有说什么，拿起一根粗的木炭棒重新画，结果一气呵成。许钦文看了之后恍然大悟，陶元庆不只是要求画的像，还要求画出鲁迅的精神特点来，要神似就得用粗线条来表现。这样，直到半年以后，陶元庆才完成了给鲁迅画肖像的“任务”。

　　        陶元庆在台州最后完成鲁迅肖像画之后，便将肖像画通过邮局寄给鲁迅。1926年5月3日，鲁迅“午后往邮政总局取陶璇卿所寄我之画像，人众拥挤不能得，往法国医院取什物少许，仍至邮政总局取画像归。”（《鲁迅日记》）可见，鲁迅想见到画像之心切。这幅肖像画，是一种木炭画。鲁迅担心日久天长木炭屑会不会脱落，便写信问陶元庆。陶元庆回信说明已经用吹管喷上了绥力克停止液，因而木炭屑不会脱落。鲁迅便又高兴地给陶元庆写信。

　　        不久，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陶元庆已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任教，许钦文仍留在北京，彼此便只能通信联系了。后来，鲁迅又离开厦门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10月3日，鲁迅最后到上海定居下来。这时，陶元庆仍然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教画画，而许钦文也已离开北京到杭州教书，于是，他们和鲁迅的来往又密切起来。自然是陶元庆到鲁迅那里去的次数要比许钦文多，一来陶元庆就在上海，二来陶元庆还在继续为鲁迅画书封面画。陶元庆还将他的同事画家黄涵秋、丰子恺介绍和鲁迅认识。

　　        这年冬天，陶元庆在鲁迅的关心帮助下，又和他的画家同事共同办起了立达学园绘画展览会。自然，这次绘画展还是少不了请鲁迅写文章。鲁迅在评介陶元庆的绘画时说，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中国现今还拘禁在三千年陈旧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但是，文艺界舍去了旧尺却又拿起了新尺，成为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然而，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什么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翌年，立达学园绘画系停办，陶璇卿到杭州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任教授教绘画。不幸，1929年8月6日，陶元庆因病在杭州逝世。许钦文马上写信向鲁迅报告了噩耗。过了二十多天，许钦文来到上海看望鲁迅，见了面一时竟然不知从哪里谈起。

　　        “你报告璇卿逝世的信早收到，托人带来他逝世后拍的三张照片也已收到。”鲁迅先开口说，“璇卿是怎么突然患起伤寒来的呢？”

　　        “起初，他中了暑。当时我正在忙搬住房，东西还没有整理好，他突然病重起来，学生们便把他护送到我的住处。他老是叫热，吃了西瓜，放了冰块，还是叫热。我急忙请医生给他看玻”“看什么医生呢？”

　　        “到湖滨三三医院请来中医裘吉生。”

　　        “裘吉生，”鲁迅想了一下说，“这个人，我知道，绍兴光复时好像他做了点什么，做医生是他后来的事，听说他还在办什么医药报。怎么，他的药吃了没有效果么？”

　　        “是的，到了六号早晨，元庆病情恶化，坐在马桶上大便脱力了。当时我在旁边扶着他的，只见他有出气而没有进气，我连忙把他抱到床上躺好，用手指按住他的人中，过了一会儿，他才渐渐地苏醒过来。我又赶快去请裘医生来诊视，裘医生看了之后说，他病情严重，应当马上送到医院去。于是，我又赶到广济医院请医师出诊。”

　　        “哦，是梅藤根的那个医院？”

　　        “是的。挂号填表办好手续，总算把医生请到了住处，检查皮肤已经没有了反应。先打了强心针，再找担架送到医院，已经是傍晚了。进了病房以后，我给他弄了点咖啡，他说味道很好的，还要吃。可是，等我再弄来咖啡时，他已经张不开嘴了。我为了帮他吃咖啡，便用双臂抱住他上身，让他成坐的姿势，他就这样坐在我怀里死去了。”

　　        “他死在你的手臂上，总算临终有亲人在身边的了！”鲁迅叹息说，紧张的脸色缓和了些，似乎心里得到了点安慰。

　　        次日，鲁迅将许钦文请到家里，坐定之后，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纸包来，放在许钦文的面前，侧脸看着窗外静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说：“我想，璇卿生前很喜欢西湖，大家也主张给他在西湖边留个纪念，索幸就把他葬在西湖边上吧。这里是三百块钱，你拿去给他买块冢地吧。”鲁迅看着许钦文把那纸包放进衣袋里，接着说：“璇卿对于西湖的景物，不是还吟过几首诗作过几幅画的么？”

　　        “是的，我特别喜欢他画的西湖画。”许钦文谈起陶元庆的诗画，心情似乎开朗起来，便滔滔地说：“他画的几张西湖风景画多变化，画那西湖的划子上的遮阳，只用一条弯弯曲曲的大红线来表现，看上去飘飘飘的很像，使人觉得那小船是在湖中荡漾。”

　　        “这是艺术上的一个法则。”鲁迅接着说，“把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各种特点概括起来，集中到一点上来表现，就显得更加突出了。所以写文学作品，也总是要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细细看了多样的情形，才能概括得广泛，写得深刻而生动。”

　　        许钦文告辞，回到杭州便抓紧给陶元庆买冢地。在玉泉头山门和鱼池中间的路旁，买了一块三分多的地，用严州青石建坟，用太湖石做墓碑，四周砌有围墙，前面有铁栅和铁门，门上标明“元庆园”，园内种上了花草。办完这一切，许钦文又到上海向鲁迅汇报。

　　        “我看，在璇卿坟旁还得去种上几株柏树。”鲁迅听完汇报说，“许多古墓，坟的本身已经陷下去，看不出什么来了，可是坟旁的柏树，高高挺立，还是标识着坟墓的所在。”

　　        “好，我回到杭州，就到陶元庆坟上去种柏树。”许钦文说。

　　        “钦文，我还想给璇卿出《陶元庆画集》，可是国内印不好。璇卿的画实在很细致，尤其是色彩，下笔时一丝不苟，如果印得不准确，一走样，就失掉了本色。我已经打听过，到法国、德国去印，印刷费倒不怎么贵，可是关卡不好过，美术品出口进口都要纳很高的税，不是现在我们能负担的。”鲁迅说到这儿，沉思了一下，问：“不知道璇卿的作品，你现在是怎样保存的？”

　　        “都放在我的房间里。我的房间单做寝室不算小，可是要兼做画室就太小了。所以，陶元庆那些画不能挂起来，只好都藏在几个木箱子里堆在后边。最怕起火，校内又没有什么消火机。我和学生们说，如果有火警，大家先来搬陶先生的画。但这并不保险，学生们都住在后边宿舍里，恐怕到时候赶来已来不及了。而且，那些画老是闷在木箱子里，到了潮湿天还要防霉烂的。”许钦文也不无担忧地说。

　　        为了妥善保存陶元庆的作品，许钦文到处找房子，可是看过了好多房子，所见到的不是防火不好，就是潮湿得不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后来，听一位在银行做事的人说，钱不多也可以建造房子，就是先筹措一点钱买块地，把地契押在银行里贷款造房子，然后把房照押给银行得来钱还清工料帐，每月付利息。于是，许钦文自作主张，利用银行贷款在杭州钱塘门外石塔儿头莲花凉亭买得一块地建造了一座“元庆纪念堂”。为此他背了27年债。

　　        陶元庆给鲁迅画的一张炭画像，后来一直挂在北京西三条家里东墙上，成为轰动一时的大画家留下的一件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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