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朝之亡是亡于万历还是亡于崇祯？

通常讲明史，都是按时间顺序：先是太祖、成祖，然后仁宗、宣宗，接着英宗……然而，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明朝为什么灭亡”这个问题更感兴趣。
很多年轻的“明粉”对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皇朝有比较深厚的感情，他们觉得，这么好的明朝，为什么说亡就亡了？
还有一些朋友勉强属于“明黑”，他们觉得明朝的问题太多：文官有问题，武官有问题，皇帝有问题，宦官有问题，到处都是问题。有些人甚至认为，明朝不亡，哪里有清朝那么大的疆域？它真应该亡，不亡都没有天理。
但是，无论是“明粉”还是“明黑”，大家都很关心“明朝为何会亡”这个问题。基于这个原因，在这本书里我们不按时间顺序讲明史，而是讨论“明朝为何会亡”的问题。
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明朝之亡，是亡于万历还是亡于崇祯？
答案似乎非常明显，明朝就是在崇祯皇帝在位时期亡的，怎么又亡于万历皇帝了？实际上，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明朝的灭亡有一个过程；而从个人作用的角度来看，到底是崇祯皇帝的责任更大，还是万历皇帝的责任更大，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清朝所修的《明史》中有一句著名的话：“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不仅仅是清朝人的看法，更是明朝遗老遗少们的看法。甚至在万历后期，有识之士就已经普遍对明朝的前途感到担忧了。这就是我们首先要讨论明朝是亡于万历还是亡于崇祯的原因。
说到崇祯皇帝，坦率地说，我对他抱有诸多同情，因为他是明朝历史上最具有悲剧性的三位帝王之一。
这三位悲剧性帝王都是谁呢？
第一位是明代宗朱祁钰。“土木之变”中，朱祁钰的哥哥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瓦剌部俘虏，作为监国的朱祁钰临危受命，做了皇帝。当然，起初于谦等人向孙太后报告，要推举他做皇帝时，朱祁钰死活不肯，说哥哥还在瓦剌人手上，当务之急是救人，他怎么能做皇帝呢？于谦引用孟子的一番话，打消了他的顾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祁钰见推托不过，这才做了皇帝。
原先，朱祁钰和哥哥朱祁镇兄弟二人关系极好、感情极深，所以尽管朱祁钰到了就藩（到外地做藩王）的年龄，朱祁镇仍然把他留在京城。
但是，人性、人心是会发生变化的。因为哥哥还健在，弟弟开始是死活不肯接哥哥的位的。但是当坐上了皇位以后，弟弟又死活不肯下来了。弟弟不但不肯下来，还把被瓦剌人放回来的哥哥幽禁在南池子，把已经被立为太子的哥哥的儿子废掉，然后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但是，悲惨的是，被自己立为皇太子的儿子，竟然一年以后就死了，而被废的哥哥的儿子竟然茁壮成长。这一阴影，特别是其中暗含的宿命论的心理暗示，是十分可怕的。朱祁钰一直被这个心理暗示笼罩，导致身体每况愈下，在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重新做了皇帝之后，朱祁钰不久也就死了。
出于同情，我对朱祁钰这位悲剧性皇帝的评价是来时带来一片亮星，走时不留一抹尘土。这种评价当然过高，但我的意思只是朱祁钰作为监国、作为皇帝，一出场就开启了“再造大明”的历程，在于谦等人的辅助下，化解了“土木之变”给明朝带来的危机，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缓解了国内的各种矛盾；而随着英宗的“夺门之变”，朱祁钰从此几乎消失在明朝人的记忆之中。但不论怎样，从朱祁钰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性变化的例子。
第二位是崇祯皇帝的父亲——明光宗朱常洛。明朝党争的第一个直接起因“国本之争”，就是因为他的事引发的，虽然他一直在刻意避免介入所有的“争”。朱常洛争了十多年，好不容易被立为太子，结果在太子位上一熬又熬了二十年，最后好不容易做了皇帝，竟然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我有时在想，如果身为父亲的明神宗朱翊钧多活两个月，或者朱常洛少活两个月，明朝不就没有这个光宗了吗？命运真是折腾人，也折腾明朝。
崇祯皇帝朱由检可以说是明朝的第三位悲剧性皇帝。
很多人都觉得，清朝人动不动就抹黑明朝，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不但康熙皇帝评价明太祖朱元璋“治隆唐宋”，而且清人编修的《明史》也说明太宗朱棣“远迈汉唐”（《明史·成祖本纪》）。而对崇祯皇帝，《明史》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我们看看《明史·庄烈帝本纪》的赞语：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
这是清朝对崇祯皇帝的评价。
初继位的时候，崇祯皇帝朱由检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如果放在当下，他还是一个高中生。他几乎不认识所有的文官武将，也没有处理过任何政务，但他竟然能够当机立断，迅速铲除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召回被阉党贬斥到各地的以东林党人为主体的、被舆论称道的官员，并收回在各地任职的宦官，这是何等的果决、何等的气魄。铲除阉党、起用“东林”、收回“阉竖”，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之后的“三把火”。如《明史》所说，正是这三把火，让人们看到了明朝复兴的希望，“天下想望治平”。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明朝内外都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朝臣的门户相争并没有平息，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持续着；疆场上的将士不是厌战，就是不听使唤；还有让人感到绝望的连年灾荒和随之而来的由陕北民变引发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无法被平息，并且迅速集结为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起义军。当然，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清兵在关外咄咄逼人的攻势。
面临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崇祯皇帝能怎么办？他难免会举措失当。这其实是个恶性循环，形势越恶化，人心中越着急；人心中越着急，举措越失当；举措越失当，形势越恶化。
所以，《明史》对崇祯皇帝的评价应该说是非常公允、客观的。不但《明史》这样评论，就连李自成在进入北京之前发布的檄文里都说“君非甚暗”。这就是说，崇祯皇帝并不昏庸，而是实实在在无法挽回这个时局。计六奇《明季北略》摘录了李自成的檄文：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营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思；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在中国历史上，像崇祯这样的皇帝不止一个，但是像崇祯这样能够不断地检讨自己，不断地反思，又不断地希望有所作为的皇帝，却并不是太多。
不少朋友和我说，崇祯皇帝朱由检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下“罪己诏”最多的皇帝。“罪己诏”这三个字很特别，它是诏令，更是向天下公布的自我检讨。具体地说，“罪己诏”是皇帝进行自我批评、给自己定罪，并且希望取得全体民众和天地神灵谅解的一种公文。
在古史传说中，尧、舜、禹在统治天下的时候，每当遇到自然灾害，就要向天地、民众做检讨。在我看过的史料里，最典范的“罪己诏”应该属于汉武帝。伟大的汉武帝为汉朝开边拓土，建功立业，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竟然也下过“罪己诏”。他所下的“罪己诏”叫“轮台罪己诏”。不过，这个事情前些年在学术界有争论，辛德勇教授认为汉武帝悔过罪己是野史上的一种不真实的记载，这一观点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范围的讨论。但是，主流研究仍然认同汉武帝确实曾低下高贵的头，西汉的政策也由此发生了变化。在我看到的材料中，南宋皇帝下的“罪己诏”是最多的。这没有办法，前有金朝咄咄逼人，后有蒙古磨刀霍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南宋政权都处在风雨飘摇中。南宋的君主希望通过不断下“罪己诏”的方式来得到民众的理解，与他们共渡难关。
当然，如果论个人，中国有史以来下“罪己诏”最多的君主，莫过于崇祯皇帝朱由检。我看到的材料是三次，但是有很多朋友说有五次或者六次。
我先来说说三次可以证实的“罪己诏”，这三次“罪己诏”几乎可以展示明朝灭亡的过程。
第一次“罪己诏”发布于崇祯八年（1635）十月。
崇祯皇帝下这道“罪己诏”，是由于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及其他农民起义军分路攻打了凤阳。有些史料说起义军们曾经开过一个会，宗旨是号召各路农民军协同作战，共同粉碎明军的围剿。这次会议被称为“荥阳大会”，起义军们在会上做出了攻打凤阳的决策。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也是他的祖陵所在。不仅如此，明朝建立之后，虽然定都南京，但朱元璋一直认为此举乃迫不得已。他既不满意把南京这个六朝粉黛之地作为国都，又不忍心劳动民力另外建都，所以一度想学元朝的样子，把凤阳建成中都；他又按皇家规制，重新修缮父亲、祖父的陵墓，使之成为明朝的祖陵。现在凤阳发掘出的明朝宫殿遗址，规模几乎和南京的一样宏大。崇祯八年正月元宵日，各股农民军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向凤阳进发，击溃了守护陵园的明军，摧毁了陵墓，烧毁了宫殿，这就相当于动摇了明朝的根基。《明季北略》用带有文学色彩的描述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贼自汝宁来，密遣壮士三百人，伪为商贾、车役，先入凤阳，或鬻锦帨、椒枣，或为僧道、乞儿等，分投各宿，随以重兵继之。时方元夕，士女如云，笙歌彻耳，忽火光四起，咸呼曰：“流贼至矣！”百姓狂奔，不啻鸡入釜中、鱼游网内也。是时，凤阳无城可守，虽有总漕杨一鹏驻扎，兵不过二千余，皆市人，不习战，贼大至，官军无一人迎敌者，遂溃。贼焚皇陵，烧享殿，燔松三十万株，杀守陵太监六十余人，纵高墙罪宗百余人。留守朱国巷战，斩贼二十七人，力竭死。贼渠扫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颜容暄囚服匿狱中，贼纵囚获之，张盖鼓吹，杖容暄于堂下，死之。杀推官万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士民被杀者数万。剖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邸舍二万余间，光烛百里。贼渠列帜，自标“古元真龙皇帝”，恣掠三日。
这件事情对明朝，特别是对明朝最高统治者的打击和震动极大。崇祯皇帝闻讯，素服而哭，斋居武英便殿，减膳撤乐，青袍视事，又遣官告于太庙，杀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勒令地方官员六个月之内剿灭“群贼”。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贼”不但没有被剿灭掉，“贼势”还越来越大。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之后，李自成成了气候，明朝也干了同样的事情：米脂县的知县边大绶，在总督汪乔年的授意之下，把李自成在老家米脂县的祖坟给挖了。相互挖祖陵、挖祖坟，意味着不共戴天、你死我活。
随着国内农民军的力量发展壮大，崇祯皇帝迫不得已，下了第一道“罪己诏”。这道“罪己诏”情真意切，说自己继位八年以来，虽然做了一些事，但是很多事情没做好，内则让贼寇折腾了七年，不但迄未被剿灭，还摧毁了皇陵；外则让后金三次越边墙而入，兵临京师。每每夜半惊醒，自己都深感愧对列祖列宗，决心要奋发图强，振作起来，剿灭流寇。
朕以凉德，缵承大统，不期倚用匪人，边乃三入，寇则七年，师徒暴露，黎庶颠连，国帑匮诎而征调未已，闾阎凋敝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不胜愧愤……今调勍兵，留新饷，立护元元，务在此举。惟是行间文武吏士，劳苦饥寒，深切朕念，念其风餐露宿，朕亦不忍安卧深宫；念其饮水食粗，朕不忍独享甘旨；念其披坚冒险，朕不忍独衣文绣。择兹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非典礼事，惟以青衣从事，与我行间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为止。文武官其各省愆淬厉，用回天心，以救民命。（《明季北略》）
第二次“罪己诏”发布于崇祯十五年（1642）十月。此时不仅张献忠、李自成的起义军“死灰复燃”，清兵更是从多路破关而入，从长城的各个关隘进入华北平原，对明朝的统治给予了极大打击。就连身居北京城内的官民，也是“一夜三惊”。
这是明朝灭亡的又一个关键点，当时的明朝军队在和清兵的对抗中只能挨打，而清兵想什么时候入关，就可以什么时候入关。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发了第二道“罪己诏”。
人们都说长城伟大，但伟大的长城是挡不住强敌的。清朝的康熙皇帝认为，前朝建筑长城，并不能解决边患，就像明朝的长城无法阻挡清军入关，因此“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清实录》）。从北边防线来说，清朝比明朝做得更好的原因，是它团结了蒙古。清朝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比较成功，当然，这和满族与蒙古族、藏族在宗教信仰、民族习性上更接近有关，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明朝则没有这种优势。
第三次“罪己诏”发布于崇祯十六年（1643）二月。这个时候李自成已经建国并定国号为“大顺”了。他的大顺军夺取了平阳、太原，正浩浩荡荡地向京师进发。这是明朝灭亡的第三个转折点。
崇祯皇帝召集重臣，说是要御驾亲征。当然，崇祯皇帝也不过是做出姿态而已，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崇祯真的御驾亲征，不但于事无补，更是羊入虎口。大臣们纷纷劝阻，表示这事儿不需要皇上御驾亲征，由大臣出征就可以了。大学士李建泰主动请缨，代替皇帝前去抵御李自成。此时崇祯皇帝已感到大势将去，下了第三次“罪己诏”。这道“罪己诏”严格说起来是崇祯皇帝亡国前发布的最后一道诏书。
通过崇祯皇帝发布的三次“罪己诏”，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倾覆的三个节点。
第一次，国内的农民起义军不但无法被镇压，而且势力越来越大，甚至摧毁了凤阳的明朝祖陵。
第二次，边外的清兵大举越过边墙，深入河北、山东，甚至京津一带，明清战争彻底易势。明朝虽然是被李自成推翻的，但即便没有李自成，按这种趋势发展，清朝取代明朝也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次，李自成的大顺军正从山西浩浩荡荡地向京城进发，明朝不日就要灭亡了。
有很多人说崇祯皇帝还下过另外三道“罪己诏”：第一道在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第二道在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或者六月，第三道在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也就是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之前，但这三道“罪己诏”其实都不能算数。
先说最后一道发布在煤山的疑似“罪己诏”，那不是“罪己诏”，而是遗诏。张岱的《石匮书后集》记载了这件事：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上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仍回南宫，登万岁山之寿皇亭，自经。太监王之俊（王承恩）跪帝膝前，引带扼脰同死。上披发，御蓝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书曰：“朕自登极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薄城三次，逆贼直逼京师，是皆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祖宗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武尽皆杀死，勿坏陵寝，毋伤我百姓一人。”
可见，这道诏书是写给农民军看的，而不是给他的文武大臣或者天下百姓看的，所以它是一道遗诏，而不是“罪己诏”。
另外一道诏书是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发布的，它并不是大家所说的崇祯皇帝的“罪己诏”，而是“责众臣罪己”。当时天象发生了变化，而且明朝内外的忧患非常多，崇祯皇帝忧心忡忡，命令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以及各部官员自省并做出检讨，所以这段文字叫作“圣谕责臣罪己”。“责臣罪己”就是让大臣们做自我检讨。所以说，这一道诏书不是君主的“罪己诏”，而是皇帝在责令大臣们“罪己”。
有些人见到“罪己”二字，就以为是崇祯皇帝的“罪己诏”，实则不然。
有一些传言说还有一道“罪己诏”，是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或者六月，因为全国形势岌岌可危而发布的，但我没有找到任何相关史料。
做历史的人，应该坚守的原则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这个原则是胡适先生提出的。有一次，我到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做学术讲座，获赠了一个茶杯，茶杯上就有这句话。我们说崇祯皇帝发布过三道“罪己诏”，这是有确切材料可以证实的。而另外的三道，一道是给农民军的遗诏，一道是让群臣责己的诏书，还有一道我没看到过相关史料。
崇祯皇帝的“罪己诏”展示了明朝灭亡的轨迹。明朝之亡，亡于崇祯时代，这是毫无疑问的。
崇祯皇帝以十七八岁的年龄继承皇位，在位期间励精图治、殚精竭虑。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明朝还是亡了。
很多朋友问我，崇祯皇帝还有那么多的军队，还有那么多拥护他的人，为什么不像当年宋高宗赵构那样向南跑，跑到南京去？
事实上，崇祯皇帝对于继续生存下去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他对自己丧失信心，对群臣丧失信心，对大明也已经丧失信心。
崇祯皇帝认为，北京都待不下去，跑到南京又能干什么呢？即便跑到南京，不还是要依靠这些人吗？这些人已经被证明是靠不住的，所以崇祯皇帝说“君非亡国之君，而事皆亡国之事”“君非亡国之君，而臣皆亡国之臣”。无论这是原话，还是别人根据他的想法说出来的，都是这个意思。李逊之在《崇祯朝野纪》、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记载的是：“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邹漪在《明季遗闻》中记载的是：“朕本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明史·李建泰传》中记载的则是：“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
这些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大明之亡，除了朕无辜之外，文武大臣都应该承担责任。所以，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之前，在遗诏中表示农民军可以杀尽文武大臣，但是不要杀百姓。这封遗诏传播开来以后，很多南明遗老非常感动，他们觉得有君如此，亦复何求？
就像前面我讲过的，崇祯皇帝是个非常具有悲剧性的人物，在清朝所修《明史·庄烈帝本纪》的赞语中，也指出当时的局势是大厦已倾，他无力回天。这种无力回天的状况是明朝的统治者长期惰政造成的，其中最不可推卸责任的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所以人们又普遍认为，明朝之亡的主要责任不在崇祯皇帝身上，万历皇帝应负的责任更大。
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惰政与爱财，与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励精图治、殚精竭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戏剧性的是，万历皇帝偏偏又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历史的乐趣不仅在于它的规律性、必然性，更在于它的偶然性、不确定性。
正如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百年的王朝，但是很难有千年的王朝。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修筑王宫，有术士劝他把西湖填掉，然后建造更大的王宫，以此保政权千年不倒。钱镠很有智慧，他说：“历史上只有百年的王朝，哪里见过千年的王朝？何况百年以后，中原难道没有王者出现吗？如果有王者出现，我们就要归附。”这是一种趋势，一种必然性。
明朝什么时候亡，亡在哪个皇帝的任内，因什么而亡，某个皇帝的在位时间有多长，这些问题都带有偶然性、不确定性。明朝的皇帝中，明太祖朱元璋是励精图治的，他做了三十一年皇帝；明成祖朱棣是开疆拓土的，他做了二十二年皇帝。而惰政而又贪财的明神宗朱翊钧，在皇位上竟然坐了四十八年之久。但他们的儿子又都短寿：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没有等到继位就死了；朱棣的太子朱高炽监国二十多年，等到父亲死后，他继位不到一年就死了；朱翊钧的儿子朱常洛做皇帝没做满一个月就死了。这又是一种偶然性。
万历三十年（1602），万历皇帝曾经得过一次重病。此时的明朝，正在发生一件大事。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始，万历皇帝向全国各地派出宦官，称“矿监税使”——到各处挖矿的宦官，叫“矿监”；到各地增加税收，税外加税的宦官，叫“税使”。矿监税使到各地之后，就算明明没有发现矿，但只要看到哪一家人富裕，就说别人家的房子、坟地、田地下面有矿，要在此处开矿。为了避免家破人亡，人们就得缴纳罚款，缴纳矿银。可见这完全是敲诈勒索。
矿监税使引发了全国各地无数民众的反抗：临清是运河边上一座繁荣的码头城市，南来北往的商船很多，在明朝的多个钞关里面，其收得的税款位居前列，这里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暴乱；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中国当时最繁荣的地方，但这里同样发生了手工业工人和业主的闹事；反抗得尤其厉害的是湖北地区，武昌、汉阳、承天、襄阳、荆州等地到处都在闹事，给明朝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影响。大学士、六部尚书以及言官不断上疏，要求废除矿监税使。
万历三十年（1602）的一天，病重的皇帝把大学士沈一贯等人召到仁德门外，然后让首辅沈一贯一人进仁德门，到皇帝所在的启祥宫（又名“太极宫”，位于皇帝寝宫乾清宫的西侧）后殿西暖阁。沈一贯进入暖阁，只见皇帝先是躺在床上，然后坐在地上，接着突然站起来，说：“我快要死了，在此之前我满足你们的要求，收回全部矿监税使。”
沈一贯非常高兴。一出仁德门，大家就问他：“皇上有什么指示？”沈一贯说：“皇上病得很重。”见到大家神色凝重，沈一贯又说：“皇上答应收回全国各地的矿监税使了。”
众人一听，激动得欢呼“万岁”，回到内阁就开始起草收回全国各地全部矿监税使的文书，高兴了一个晚上。
谁知第二天早上，皇上的病突然好了，还派宦官到内阁来索取一件东西——刚刚拟好的“收回矿监税使”的诏旨。大学士们不给，来的宦官就越来越多，最后竟然来了二十多个宦官抢圣旨，把大学士的头都打破了，诏旨也抢回去了。万历皇帝另外下了一道诏旨，宣布一切照旧，不收回矿监税使。
经过万历三十年（1602）的这场闹剧以后，万历皇帝竟然又活了近二十年，这二十年不能不说是大明的悲剧。中国历史上的皇朝常常是这样，只要这个皇帝还健在，他要折腾，你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中国农民的智慧》，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王安石变法期间，官府发放的青苗钱，理论上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为了避免贫苦农民向高利贷者借高利贷，由国家发放的贷款。但是这个举措后来变味了，变成按户等来发放青苗钱。一般而言，宋朝的大地主是一等户，中小地主是二、三等户，自耕农算是四等户，佃户等可以算是五等户了。按理说，最希望得到政府支持的应该是下等户，但宋朝政府的规定恰恰相反，户等越高、越有钱的人，能得到的青苗钱就越多，这样做的目的是从他们手中收取更多的利息。如此一来，富裕的上等户乃至中等户不愿借青苗钱。可利息是必须缴的，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实施“青苗法”就成了变相征收财产税。而下等户借贷则十分踊跃，踊跃得令人吃惊。但是，他们借贷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消费。苏轼记载，他路过某地，发现那个地方并不繁华，但是酒楼、茶馆、赌场几乎座无虚席。苏轼奇怪，问怎么回事。别人告诉他，这两天衙门正在发放青苗钱，大家领到青苗钱后，都会全部消费掉。苏轼问：“那以后怎么还呢？”人们回答说：“命有一条，钱是没有的。”可见，面对官府的敲诈勒索，百姓是能拖就拖，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等到皇帝、太后万岁节的时候，官府会赦免欠款；等到老皇帝死去，新皇帝继位的时候更会大赦天下，官府的债务就一笔勾销了。
但是，万历皇帝活的时间委实太长了，长得令别人难以承受，而且只要他在位一天，他就坚持不撤矿监税使。
应该说，万历皇帝继位后的前十年，明朝的气象还是令人振奋的。经过张居正改革，在北边，明朝和蒙古的问题解决了；在东北，明朝和女真的问题正在解决；在内地，各种民变也正在平息。尤其是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进行土地清丈，给明朝的财政带来了很大的意外之喜。所以，《明史·神宗本纪》在赞语里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高度的评价：“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但是这种形势是张居正改革带来的，张居正去世后，问题就出现了。《明史·神宗本纪》接着说：“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张居正去世之后不久，万历皇帝就开始和母亲斗气。他的母亲李太后是个奇女子。在她的丈夫明穆宗去世后，只有二十六岁的她成为太后。李太后信任司礼监太监冯保和内阁首辅张居正，三人形成了一个“铁三角”。他们在辅佐万历皇帝的同时，当然也严厉教育和管制着这个少年皇帝。后来张居正死了，万历皇帝也成年了，他的最爱是郑贵妃。但母亲李太后不但不让郑贵妃取代皇后，也坚决不让郑贵妃的儿子做太子，“国本之争”由此而起。为这件事，万历皇帝不但和母亲斗气，也和满朝官员斗气，因为他们都不赞成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万历皇帝向各地派出矿监税使，固然是为自己敛财，但从很大程度上说，敛财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补贴郑贵妃和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如果有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读我的《万历兴亡录》。
前面我们讲过，“明朝之亡，亡于神宗”的说法来自《明史·神宗本纪》中的赞语，这不是清朝抹黑明朝的明证，而是明朝遗老共同的认识。
如果去读一读《明神宗实录》中这段时间大臣们、言官们的上疏就可以发现，那时人们已经指出，万历皇帝如果再这样折腾下去，必然走上财政赤字、国库空虚、兵无粮饷、将扣军饷的亡国之道。而且，明朝的藩王又特别多子，国库每年要给他们发俸禄，导致国家财政更加困难。所以大学士和户部尚书谈到国家的财政困难的时候，才会相对而泣。
我们之后要具体说万历年间的各种问题，这里先谈万历皇帝个人。张居正在世时，明朝可以说是逐渐振作了起来。但是，这既是明朝振作的过程，也是万历皇帝对张居正逐渐积累恨意的过程。万历皇帝受到一贯的传统教育，认为“朕即天子，礼乐征伐由天子出”。但是，现在大明皇朝不是天子做主，而是张先生在做主；而张先生之所以能做主，是因为李太后的支持。李太后、冯保和张居正形成了一个“铁三角”，虽然“铁三角”治理国家治理得非常好，但他们同时也对万历皇帝进行着压制，几乎无视这个皇帝正在长大的事实。
史书中有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情节：张居正教万历皇帝读书，万历皇帝按要求背诵，背诵到一个地方，张居正高声呵斥：“错！”把万历皇帝吓得要命，不敢吭声。这种事情一次就够了，何况经常发生。所以张居正一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皇帝松了一口气，是因为三座大山倒了一座；李太后也松了一点儿小气，其实她也觉得张居正管得太严厉了。
于是明朝继续沿着正德、嘉靖、隆庆以来的，我称之为“多元化”的道路行进，社会逐渐自由开放。但多元化到了极致，就很容易走向涣散。人们都在享受生活，享受到极致便是“酒色财气”，而万历皇帝也融入了这种氛围，由此形成了最高统治者和社会群体互动的“酒色财气”。万历十七年（1589），有一个七品官叫雒于仁，原本是一个地方的知县，后来他到北京做大理寺评事，来了一年，没有见过一次皇帝，他就到处打听皇帝在干什么。其实，不需要打听，人们都在口耳相传皇帝的所作所为。于是，雒于仁向万历皇帝上了一道奏疏，意思是说：“天下人都在传，说是皇上得了四种病——酒、色、财、气。第一是酒。皇上不但喜欢喝酒，而且经常是‘尽达旦之欢’。第二是色。皇上不但宠爱郑贵妃，还喜欢那些长得标致的小太监，这就有点喜欢男色了。第三是财。皇上要求宦官向自己行贿进贡，有进贡就高兴，没有进贡就惩罚。最后是气。皇上还爱生气，为了各种小事，比如宫女、财富，气得要命。”雒于仁继续说：“天下没有任何郎中可以给皇上您治病，能治皇上病的，只有我。”
万历皇帝看到奏疏后，气得要命，把内阁首辅申时行等人召来，指着雒于仁的奏疏，说：“你们看看，这样一个小官，无君无父之徒，竟然如此侮辱朕，你们管还是不管？”
申时行老奸巨猾，说：“皇上，这个我们不能看。否则传了出去，天下人就都知道皇上有哪些毛病了。”
万历皇帝说：“难道就这样算了，不治他的罪吗？”
申时行说：“治罪也不好。治罪要有罪状，可如果公开他的罪状，肯定会具体涉及骂了皇上的事情，这些事都是不好说的啊！”
万历皇帝说：“那怎么办？”
申时行说：“让他自己写个辞职报告。”
万历皇帝说：“只能这样吗？”
申时行说：“这是最好的办法。”
最后，雒于仁打了一张辞职报告，退休了。万历皇帝继续他的酒色财气，而内外形势也在他的酒色财气中继续恶化。
那么，明朝到底是亡在崇祯还是亡在万历？后面各章将围绕这个问题中一些更具体的因素展开，比如说明朝到底是亡于宦官还是亡于文官？明朝到底是亡于东林还是亡于阉党？这些因素其实都和万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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