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朝之亡是亡于天灾还是亡于人祸？

可以说，明朝既亡于自然灾害，也亡于人祸。但很难说是自然灾害对明朝造成的危害更大，还是人祸对明朝造成的危害更大。我们只能说是自然灾害和人祸的共同作用，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的皇朝都因为农民起义而倒台，而农民起义的导火线都是自然灾害。比如明末农民战争，毫无疑问自然灾害是它的导火线。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前，发生了元末农民战争，其导火线还是自然灾害。如果不是黄河断流，元朝政府急于疏浚黄河，也不会在黄河一带集中那么多人，为农民造反提供那么好的机会。而西汉末年、东汉末年、唐朝末年也都有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包括水灾、旱灾、虫灾、地震、疫情等，其中地震在短时间内造成的破坏最大，人们因此产生的恐惧感也最强。嘉靖年间发生了关中大地震。考古学家根据记载推测出，当时发生的至少是八级地震。而持续地令人感到害怕，让人们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自然灾害则是瘟疫和旱灾。以旱灾为例，在农民眼看着禾苗郁郁葱葱、庄稼果实累累，马上就要收获的时候，如果连续十天、一个月甚至一百天不下雨，农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土地开裂，等待死亡一步步到来。这就造成了大量民众的逃离，明朝末年就是如此。
我曾经参与中国社科院赫治清老师组织的一个重大项目——《中国历代自然灾害与对策研究》，和谢宏维教授一道研究明代的灾荒。通过谢宏维教授的努力，我们把明代灾荒的时间、地点及涉及的范围进行了梳理，并且根据当代天文学家、地质地理学家对灾害的分级，将明代灾荒分成轻微灾害、一般灾害、严重灾害、特大灾害等几个等级。研究发现，崇祯时期发生的特大灾害尤其多。
首先是北方连年的旱灾。
从崇祯十一年（1638）开始，由于连年旱灾，海河、黄河的水位几乎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以崇祯十三年（1640）为例，整个华北平原、黄河流域全年的总降雨量不足三百毫米，其中农业最需要雨水的五月至九月，降雨量不足二百毫米。
严重的旱灾令百姓难以生存，他们有的以草根、树皮充饥，有的易子而食，还有的攻进官府和大户的庄园，抢夺粮食。所以，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在短暂的沉寂后，一进入中原地区，就打出了一条非常符合时宜的口号：“吃闯王，用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百姓听说跟着闯王走就有饭吃，纷纷跟从，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只能铤而走险，去攻官府、打地主，去抢夺各家藩王府的金银财宝和粮食。而要攻官府、打地主、抢夺藩王府，必须要有人领导才行，闯王李自成就成了他们的领导者。
不只北方大旱，南方还有连年大雨，这令情况更加严峻。长江、珠江流域及其各条支流所在地区暴雨倾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乃至东南的江苏、浙江也都暴雨连天，水患连年。这样一来，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粮食都歉收，乃至颗粒无收。
张献忠的农民军来到长江流域时，同样是从者如云，就像黄河流域的农民跟着李闯王就有饭吃一样，长江流域的农民跟着张献忠的大西军就有饭吃。他们的做法是一样的：杀大户、打官府、分藩王。各地的藩王府统统被铲平，藩王府的粮食都成了流民、饥民、农民军的盘中餐。
崇祯十四年（1641）前后，南北方的灾害情况调过来了，变成了南方旱灾、北方水灾，而且持续不断。
设身处地地想，一个帝王，或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大学士看到这样连年的灾害，会是什么心情？我相信，他们一定这样想：宁愿自己死掉，换来老天降雨；宁愿自己死掉，换来老天放晴，好让百姓能有一个生存的机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年的崇祯皇帝应当就有这种心思，所以他的“罪己诏”里就提到了自然灾害频繁。
随着水灾、旱灾而来的一定是蝗灾和瘟疫。当时的人应对以鼠疫为代表的瘟疫，只能哪个村子发现就把这个村子封掉，哪个县城发现就把这个县城封掉，没有其他办法。清兵毁关而入时，华北地区正在遭受鼠疫之苦，有学者甚至认为，清兵进入华北后立即退去，不敢长期滞留，就是因为怕染上疫病。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当时北京城内很多士兵也感染了疫病。
种种自然灾害对于已经被以农民军为磨底、以清兵为磨盖的石磨碾压的明朝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自然灾害又成了一种亡国之象。崇祯皇帝说：“君非亡国之君，而事皆亡国之事。”后者就包括连年的自然灾害。
假设没有这些自然灾害，明朝还能够延续多久？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些自然灾害，李自成、张献忠的义军绝对闹不到后来的局面。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风调雨顺，农民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通过劳动养活自己，没有多少人会跟着李自成和张献忠去起义，而明朝要镇压起义也就非常容易了。
面临像明末那样严重的持续灾害，几乎历史上任何政府都没有解决的办法，只能去祈求上天的宽恕。我们常说“人定胜天”，但持续的大规模乃至毁灭性的自然灾害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抵抗的。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是渺小的。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即便是工业社会，也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商业再发达的国家，哪怕能发明导弹、宇宙飞船、核武器，人民也都要吃饭。在世界上的各个大国、强国，农业都是基础，物质保障才是根本。所以，有人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还有一句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农业又是靠天吃饭的，自然灾害的直接后果是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在粮食无收的情况下，政府根本无力运转朝廷、组织军队。如果人事相对好一些，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灾情，但这就要求每个既得利益者都放弃一些既得利益。
前面提到，钱龙锡到北京做大学士时，他的老师陈继儒说了一句话：“拔一毛而利天下。”可惜在自然灾害面前，几乎所有的官员、富户和藩王都不愿意这样做。他们的心态是“天下是你们的，财富是我自己的”。所以才会导致无数农民冲进富户的家里，开仓夺粮食；才会有无数农民在李自成、张献忠的带领下，冲进衙门，把衙门掌控的粮仓打开，把粮食分给民众；才会有更多农民跟着他们，去打下洛阳，去打下武昌，去打下荆州，乃至去打下北京。这些地方都藏有一定的粮食。所以，农民战争的爆发与自然灾害有直接关系，但是农民战争的持续发展，与所有既得利益者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也有关系。
我曾经在《“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中提到，明朝的正统年间，也就是“土木之变”前，小冰河期已经到来了。上一段提到的水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也是在小冰河期出现的，但是正统时期的灾害没有崇祯时期严重，人事也比崇祯时期要好得多。那个时候，明朝政府派出了许多官员到下面去安抚人心。
吉安府吉水县的一位知县，找到当地首富胡有初，说：“现在各地闹灾荒，灾民很多，你可能也听说了，隔壁永丰县的农民已经在闹事了，有饥民冲进富人家里抢夺粮食。如果我们吉水也发生这种情况，作为知县，我是没有办法阻挡的。”
胡有初说：“知县大人，你说得有道理。你看，我能够做什么？”
知县说：“我今天找你谈，是希望你拿出家里的一些粮食来赈济灾民，这样才能缓和矛盾。”
胡有初也有侠肝义胆，说：“我可以拿出一千石粮食，救济吉水灾民。”
吉水县的知县很有政治头脑。他看到胡有初捐了物资，立即打报告给江西巡抚赵新。赵新听说了这一先进事迹，立即从南昌赶到吉水，去看望、慰问这位胡有初先生。
赵新说：“你干得真好，帮助我们官府解决了问题，非常感谢。”
胡有初先生对赵新的远道而来表示感谢。随后，巡抚赵新告辞而出。
我想这里一定发生了一个情节：知县跟在后面提醒胡有初，巡抚大人千里迢迢从南昌到吉水来看望他，难道他一点表示都没有吗？胡有初恍然大悟，于是又捐了五百石粮食，一共就是一千五百石粮食。
这件事大概发生在宣德九年（1434）。三年之后的正统二年（1437），明朝政府表彰了十个在救灾过程中向官府和民众捐献粮食的富人，把他们送到北京接受嘉奖，奖给他们羊肉和酒水，然后派船将他们送回原籍。
但这里仍然有一个前提，就是富人家里还有粮食，而且发生的还不是持续的旱灾。而崇祯年间，发生的是持续的旱灾，那时也有一些富人拿出粮食来接济穷人，但是杯水车薪。大多数的富人、藩府一毛不拔。在自然灾害面前，可以看出人性。当然，我们站在人性的另一面，也可以换个角度想：我家的粮食已经所存不多，可以供我一家吃三年五年，但如果拿出来赈济灾民，三天五天就吃完了。那时我家怎么办？
我们不能过多地谴责别人，人性都是如此，富人能够拿出一部分粮食帮助别人，就已经值得肯定了。在灾情中，最无耻的是藩府。他们是朱元璋的后代，藩府里藏有一定的财富和粮食。崇祯年间，藩府有很多很穷的，但仍然有很多很富的，比如潞王府、福王府。但是他们都一毛不拔。
自然灾害面前的第一大人祸，就是有产者、富有者的一毛不拔；第二大人祸，则是在连年旱灾、水灾的情况下，朝廷内部的党争仍然持续不断。
天启年间，浙党、齐党、昆党、楚党、宣党和东林党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后来东林党以外的诸党都以魏忠贤为中心，形成了阉党，这是东林党人对他们的称呼。
女真在东北虎视眈眈，国家内部不断出现灾荒，但朝中的东林党、阉党仍然在意气用事，不在乎国家的存亡。而且，在对女真的战争中，崇祯皇帝自毁了“一座长城”和“两座重镇”。
“一座长城”是孙承宗。孙承宗和袁崇焕在关宁一带设防时，东北一带，尤其是山海关到宁锦一带的局势有明显好转。但是由于党争，孙承宗两次被罢官。缺乏像孙承宗这样有威望、有抱负、有才能，且一心一意为国家办事的官员统筹，整个东北防线陷入了各自为战的状态。
“两座重镇”是熊廷弼和袁崇焕。
天启年间，熊廷弼接手了东北的防务，但是浙党的头面人物姚宗文弹劾熊廷弼。熊廷弼作为文官，出任辽东经略，统率整个战场。他的财务、用人、工作作风是有一些问题的。理想的人才是德才兼备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朝廷的用人政策应该是唯才是举。
姚宗文揪着熊廷弼的瑕疵，对他持续抨击，于是朝廷换了一个东林党对立面的官员去接手熊廷弼的工作，但这个官员一无是处，导致战局大坏。后来，朝廷重新起用熊廷弼，但不久后又因为党争的问题，把熊廷弼下狱处死了。
当然，熊廷弼也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他觉得这个时候能救他的只有内廷的宦官，所以他许诺用几万两银子保住自己的性命。但是他后来没有兑现承诺，这就被阉党找到了理由，将他斩首、传边。这一座“重镇”被毁了。
还有一座“重镇”是袁崇焕。防守宁远的时候，他在孙承宗麾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崇祯皇帝即位后，对袁崇焕抱有很大期望，但是袁崇焕犯了一个明朝官场或者是中国官场普遍的毛病。
崇祯皇帝曾经亲自接见袁崇焕，表达了对战事的忧虑。袁崇焕宽慰他，说：“如果我去做这个事，五年之内可以复辽。”
袁崇焕虽然是在宽慰崇祯皇帝的心，但这个海口夸得太大了。这次面见结束后，有人提醒袁崇焕，说：“当今天子很较真，到时间要对你进行考核的，你五年能不能复辽？”
在战争中，袁崇焕依靠的几个主要将领一位接一位战死，这边还没有复辽，后金军却已经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带领自己的军队来救援京师，后金军退却了。根据记载，后金军通过种种途径，甚至通过被俘的明朝宦官散布流言蜚语，说袁崇焕和后金已经有了协议，所以后金才退兵。崇祯皇帝一怒之下，把袁崇焕下了狱。
袁崇焕所依靠的三位将领之一的祖大寿，目睹了袁崇焕被斥责、被下狱，出城之后立即带着本部东撤。祖大寿这样做，既是出于对袁崇焕的忠诚，表示对皇帝的不满，也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祖大寿率兵离开京师之后，崇祯皇帝多次命其返回，祖大寿都不予理睬；而袁崇焕奉命写信给祖大寿让他返回，祖大寿收到信后还真就回来了。这就犯了中国官场的忌讳，竟然有军队不听明朝皇帝的，而听袁崇焕的，这是“自立山头”。于是袁崇焕被杀了。袁崇焕被杀倒不是因为党争，而是因为崇祯皇帝的人性弱点。
所以说，人祸的第三条就是崇祯皇帝本身了。
崇祯皇帝用文官，文官无能；用武官，武官不听话；那么，只有用宦官一条路了。尽管我对崇祯皇帝充满同情，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他内心深处的恐惧、急躁使他举止失措了。他做出了一些错事，杀袁崇焕就是其中一件。袁崇焕被杀的时候，北京百姓对他群起而攻之，认为他是间谍、卖国贼。历史的冤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造成的。
对明朝来说，人祸是整个有产者的自私，是持续的党争，也是崇祯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刚愎自用、处置失当。这些人祸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进程。但是，我仍然不改变对崇祯皇帝的同情，即便他慌不择路，病急乱投医，但坦率地说，那个时候换成你我做皇帝，也未必能比崇祯皇帝表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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