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第48章

4．姚崇、宋璟相继为相

        唐玄宗统治前期，非常注意宰相的任用，姚崇和宋璟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开元四年（公元716年）闰十二月，宋璟继姚崇为相。

        （1）姚崇十事疏

        姚崇（公元650～721年），陕西居中人，他才智过人，气节高尚，历任武后、睿宗李旦及玄宗李隆基三朝宰相。他本名元崇，武后时改名为元之。睿宗时，因奏请将太平公主迁居在东都被贬职。开元初玄宗即位后，恢复宰相职务，为避讳开元尊号，更名姚崇。李隆基在军机大事等方面多询问于姚崇。姚崇独当重任，办事果断得体，体恤百姓，当时没有人能够相比，深得百姓和皇帝赏识，有“救时宰相”的美称。

        姚崇为宰相之前，曾向玄宗上了十事疏，要玄宗答应，以作为他任相的条件，不然他不敢奉诏做相。玄宗说：“卿先说出来，朕当量力而行。”姚崇便说：“自垂拱年间以来，朝廷治理天下采用严刑酷法，臣请求为政先施行仁义，可以吗？”玄宗答道：“朕在这一点上对卿寄予厚望。”姚崇又说：“朝廷自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在青海与吐蕃战中失败以来，没有追悔之意，臣请陛下在三四十年内不在边疆打仗，可以吗？”玄宗点头答应。姚崇接着说：“自太后执掌朝政以来，常让宦官传诏，臣请不让宦官干预朝政，可以吗？”玄宗说：“朕早有此意。”姚崇又说：“自武氏外戚位居要职以来，继之以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专权擅事，朝纲大乱，臣请求不让皇亲国戚任台、省官，凡是斜封、待阙、员外等闲职冗官，一概罢免，可以吗？”玄宗回答：“这也是朕所希望的。”姚崇又说：“近来一些奸佞小人得宠，犯法后常常因受宠而免罪，臣请求对此秉公办理，可以吗？”玄宗说：“朕对此也是深恶痛绝。”姚崇又说：“常有豪门贵戚向上进献取媚，一些公卿大臣和地方也纷纷效仿，臣请求从今以后除租、庸等赋税以外杜绝行贿之路，可以吗？”玄宗同意实行。姚崇又说：“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太上皇（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耗费百万钱财，老百姓苦不堪言。臣请求今后停止营建寺观宫殿，可以吗？”玄宗答：“本应如此，朕每次见到这些寺观，心中总觉得有些不安，怎么还能再造呢？”姚崇又说：“先朝对大臣轻慢，颇失君之敬，臣请求陛下待大臣以礼可以吗？”玄宗说：“原应如此，有什么不可以的。”姚崇又说：“自中宗朝韦月将、燕钦融因为上谏直言不讳，反被赐死之后，很多谏臣再也不敢多言，臣请求凡是作臣子的，都可以上谏，向陛下直言，可以吗？”玄宗说：“朕不仅能够容忍，还可以采纳。”姚崇又说：“吕产、吕禄差点倾覆西汉，窦宪、阎显、梁冀又乱东汉，外戚干预朝政使朝政混乱，人心思变，我朝更是这样，臣请求陛下把这些写入史书让子孙吸取教训，可以吗？”玄宗默然许久，才说：“朕对此深有同感啊！”姚崇见玄宗一一答应，非常高兴，再拜说：“这就是陛下施行仁政的开始。”十事疏成为姚崇施政的纲领。

        姚崇为政特点是“尚通”，他处理军国大政时明察秋毫，机敏过人，善于分析和掌握时机，善于应变，能很好地处理国家大事。玄宗对他非常器重与信任。玄宗向他征询军国要政，单独于便殿接见他时，每次都起身迎接，商议完便走到平台上相送。有一回，玄宗召姚崇入宫议事，正遇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就命人抬轿接他入宫。玄宗对姚崇放手使用。一次，姚崇向玄宗奏陈有关低级官吏的任命问题，问询玄宗意见，但问了好多次，玄宗都充耳不闻，置之不理。姚崇惶恐而退。事后，受宠的宦官高力士上谏道：“陛下总理万机，宰相向您奏报政事，应该当面就给予批复，陛下为什么沉默不语呢？”玄宗说：“朕任命姚崇治理政务，是要与他共商大事的，这些小事我还用管吗？”高力士将玄宗之言转告姚崇，姚崇大喜，放手管理政事，尽心辅佐。

        姚崇刚拜相时，左拾遗张九龄看到他众望所归，皇上又很器重他，就劝他远离佞臣小人，任命纯厚忠实君子，还说：“选才用人，是为政要务，治理国家就应该这样。以前用人并非不懂得知人善任，失误在于用人时凭借私情。自从君居相位，有用人之权以来，一些奸佞小人已经在下活动，阿谀奉承，极尽其所能，这些人中也有有才之人，但是却少德无耻。君用人一定要非常慎重。”姚崇很欣赏张九龄的才干，采纳了他的建议。

        唐中宗以来，崇尚佛教，贵戚王公争营佛寺，让很多人为僧，僧侣享有免役特权，富户强丁有很多通过当僧侣来避徭役。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姚崇上疏请淘汰僧尼，列举了历史上一些君主信佛却不能使国家长久的事实，说：“但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就是国家的福祉，何用妄度奸人，坏了正法。”玄宗采纳他的建议，下诏淘汰天下僧尼，计有一万两千多人还俗。又禁止民间铸佛、写经和营造佛寺。这场由姚崇发起的抑佛运动增加了劳动力，节省了大量不必要的花费，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玄宗之弟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盘剥百姓，遭御史弹劾，李业为他求情，玄宗让中书、门下省复审。姚崇和另一宰相卢怀慎上奏：“王仙童罪名累累，御史判案有充分证据，并没有冤枉他，不可赦免。”玄宗依法治王仙童之罪，从此很多贵戚都收敛锋芒，不敢再倚仗权势破坏法纪了。

        玄宗的哥哥申王李成义请求玄宗提升其亲王府录事阎楚珪为参军。录事为从九品，是流外官，参军为正七品，为流内官。玄宗应允。姚崇卢怀慎却上言：“先前圣旨规定，王公、驸马有奏请时，没有陛下亲自批示不能生效，而我们认为任用官吏应该根据他的能力，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若是因为亲戚故旧之恩就任意封赏爵位和官职，这和前朝的弊政一样，会重蹈覆辙，败坏纲纪。”玄宗再次采纳建议，没有提拔阎楚珪，从此贵戚们也很少再张口要官了。

        姚崇的儿子去世，他告假十天处理丧事，所以政事堆积，宰相卢怀慎不能处理，很是惶恐，向玄宗谢罪。玄宗说：“朕把天下大事委托给姚崇，以卿来坐镇雅俗。”卢怀慎节俭廉洁，两袖清风，虽贵为宰相，却不营资产，常常把俸赐送给亲戚朋友，使得妻子也免不了贫苦，所居院宅也非常简陋，甚至不蔽风雨。姚崇回来后，很快处理完政务，颇为得意。便问中书舍人齐澣:“我为相，可与谁相提并论？”齐澣还未答话，姚崇又问：“可以和管仲、晏婴相比吗？”齐澣答：“管、晏虽不能对后世施行他们的办法，但却在当时很实用，您所施政，则随时可变，从这一点比，您不如他们。”姚崇问：“那我到底如何呢？”“公可称是救时之相。”齐澣答道。姚崇大悦，挥笔书下：“救时之相，岂易得乎！”

        （2）姚崇治蝗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山东发生蝗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响不敢捕杀蝗虫，只会烧香拜佛请老天来帮忙赶走蝗虫。唐玄宗和很多官吏也以为蝗灾是为天灾，是由“不德”造成，想以“修德”来治虫害。宰相姚崇坚持己见，提出用“篝火”诱杀和“开沟陷杀”相结合的方法消灭蝗虫，并派出大批御史赶往各地治蝗。但这一举措立刻遭到汴州刺史倪若水的反对。他鼓吹“德化”之说，还用史书上治蝗失败的例子证明不应灭蝗，抗拒御史的治蝗督促。姚崇警告倪若水不捕蝗，将依法治罪，最后倪若水无奈从命，捕蝗十四万石，成绩显著。姚崇的治虫主张还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但他力排众议，坚持治蝗，利用昆虫的趋光特性诱杀蝗虫，终于战胜了虫害，从而使得那年没有发生饥荒。

        第二年，山东蝗灾再起，姚崇又命人捕杀。倪若水又出面阻拦，说蝗虫是天灾，不是人所能捕完的，应当多修仁德，就可以避免灾祸。姚崇据理力争，组织人捕蝗。玄宗也下敕派使臣到州县调查捕蝗的情况。因此，这两次蝗灾都因姚崇措施得力而没有造成大荒之年。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一月初七，宰相卢怀慎病势沉重，卢怀慎自知才不及姚崇，遇事谦让退后，被称为“伴食宰相”。但他儒雅清廉，潜移默化地净化了豪奢之风。临终前，他推荐了广州都督宋璟等人给玄宗。二十四日，以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代卢怀慎为相。

        此时，姚崇也染上虐疾，在大宁坊罔极寺养病。玄宗不断派人去询问姚崇的病情。每当源乾曜奏事合自己心意时，玄宗就说：“这一定是姚崇的主张。”而有不合自己心意时，玄宗就让源乾曜去问询姚崇。源乾曜建议让姚崇在中书省四方馆宰臣议事的地方养病，并使家里人到里面侍奉，玄宗允准。姚崇认为四方馆内有簿书，病人不宜入住，玄宗说：“设置四方馆，为的是让官员议事，现在让卿居住，是为了社稷。

        朕恨不能让卿搬到禁中来住，别再推辞了。”此后每有大事，玄宗依然征求姚崇的意见。

        姚崇为政精明干练，但对其子光禄少卿姚彝、宗正少卿姚异却疏于管教。二子交游四海，接受贿赂，招人非议。姚崇又亲信主书赵诲。赵诲品德恶劣，受人贿赂事发，玄宗亲自审问，判下狱当死。姚崇为其说情，玄宗对此很不满；姚崇意识到问题严重，多次让相位，并推荐宋璟取代自己。十二月，姚崇辞去相位，改任为开府仪同三司，源乾曜转任京兆尹、西京留守，宋璟和中书侍郎苏颋被任命为相，玄宗让姚崇五日一朝，遇有重大事务仍向他请教，对他宠爱有加。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病逝。

        （3）“有脚阳春”

        宋璟（公元663～737年），邢州南和人，调露年间中进士。他为人耿直，有节气，而且通古博今，文章出色，为官口碑甚佳。武后执政时很是器重他；睿宗时，他被擢升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后因与姚崇一起奏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而被贬。

        宋璟为相之前，玄宗曾召他到长安，特派内侍、将军杨思勖迎接他。杨思勖虽是宦官，却得玄宗宠爱，地位仅次于高力士。宋璟对这个受皇上宠爱的宦官冷淡对之，路上竟不与他说一句话。杨思勖返京后，向玄宗诉苦，玄宗听后却更加敬重宋璟的为人。

        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正月初十，玄宗到东都洛阳巡察。经崤谷，由于道路不好走，归罪河南尹和负责皇帝行幸知顿使官，想免去他们的官职。宋璟进谏说：“陛下刚刚巡察，就因为道路窄要惩罚官员，臣恐怕以后百姓也会遭殃。”玄宗听后立即下令把两个官员放了。宋璟又说：“陛下要治他们的罪，却因为臣进谏而释放他们，臣代陛下受德，这不太好。还是仍旧将他们先行扣押然后再由陛下赦免他们。”玄宗欣然采纳。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广州官民要为宋璟立遗爱碑，宋璟上谏阻止：“臣对广州百姓并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功绩，如今为相后，人们却恭维奉承到立碑的地步，这种风气不能助长，就请自臣而始，望陛下下诏禁止这种行为。”宋璟这种以身作则的行为令其他各州都不敢再有类似的行为。

        有人把隐士范知璿推荐给宋璟，说他文采出众，还献上范的文章《良宰论》。宋璟看到满纸尽是赞美当朝宰相之辞，就批示道：“隐士当直谏忠言，怎么能曲意逢迎，文章如果确实出众，自应参加选官考试，不可特殊任命。”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四月二十四日，王皇后的父亲开府仪同三司祁公王仁皎去世，他的儿子上奏玄宗，想依照玄宗外祖父之例修筑高五丈二尺的坟基，玄宗允准。宋璟、苏颋对此坚决反对，上疏说：“依照法律，一品官坟高一丈九尺，陪陵高三丈而已，窦太尉坟因其高大过制，已遭人非议，只是当时没有人敢直言他的过错，今天怎么可以重复那时的错误呢？当初唐太宗嫁长乐公主，陪嫁的财物超过长公主（皇帝之姑为长公主），魏征上言直谏，太宗接受意见，长孙皇后还特别赏赐魏征。韦后愚蠢狂妄，修筑她父亲的坟墓时超出旧制，高大气派，称为酆陵，结果不久后就造灭门之祸！居于皇后之父的尊位，想修筑高坟，那有何难，臣等之所以再三劝阻，是想让中宫皇后留取美名给世人。今天的事，要世代传颂为后人效仿，因此必须慎重行事啊！”一席话说得玄宗很高兴，说：“朕一向想正身为表率，不因自己是君皇而徇私包庇妻儿。卿能直言进谏，言他人所不敢言，固守礼法，让朕能留美名于青史，万世流传，这正是为朕所愿啊！”于是赐帛四百匹奖励宋璟、苏颋。

        玄宗想要提拔他当藩王时的旧部岐王令王仁琛为五品官。宋璟奏说：“照顾亲戚故旧，任命官吏，都有固定的制度，仁琛已经凭借他是陛下亲故的缘由而受到优厚的待遇，倘若皇上您还要加以丰厚赏赐，破格擢升，就有悖常理了。何况仁琛又是皇后的族人，更应当避讳一些，以防遭人非议。请交吏部考核，若无严重过失，可依照常规稍加照顾。”玄宗表示赞同。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吏部铨选，候选人之中有一位自称是宋璟叔父的人宋元超，他希望借此得到优于他人的对待。宋璟知道以后给吏部回信说：“元超的确是我远房叔父，常居洛阳，来往很少。他是长辈我不敢不举荐他，但是又不愿因为是我的亲戚而徇私，破坏律法。如果他没有要求得到照顾，自当按规定授官。既然有这样的行为，只好矫枉过正，取消他入选为官员的资格。”

        与此同时，宁王李宪向玄宗要求赐予另一名候选人薛嗣先级别较低的官位，事下中书、门下省讨论，宋璟上奏：“嗣先曾连任斋郎，虽非明显应留任，但因为他有皇亲的身份，本该让他做一个小官。景龙年间，中宗常常随意授人官位叫做‘斜封’。陛下登基以来，这件事情不再发生了，必须根据功绩与才能，通过中书、门下论功行赏，任命官职。只有圣朝才能实行至公之道。嗣先是皇亲，不应违反常规。请容许臣等商议之后，再下到吏部，陛下不要下敕命。”玄宗采纳了宋璟的意见。

        当时，候选人来京师铨选时，常常携带丰厚礼品给有关的官吏，以求应选时得到特殊关照，这一招往往行之有效，送礼之人回到本地后，大多数都会被升迁。为了扭转送礼行贿的不良风气，宋璟奏请玄宗让接受馈赠的官员将礼物一律退还。

        宋璟鞠躬尽瘁，尽心竭力，爱民如子，深受朝内外众人的敬重与爱戴，当时被称为“有脚阳春”，意为只要是宋璟所到之处，就会带去和煦的阳光。

        为表彰宋璟刚直忠正，玄宗在一次御宴上赐给他一双自己用过的金筷子。宋璟不明白玄宗用意，不敢接受。玄宗说：“朕无意赐卿金银。今天所赐金箸，是表彰卿正直！”宋璟赶紧下殿拜谢。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宋璟因严禁恶钱流通，遭到别人的怨恨，遭人非议，授开府仪同三司。后又任京兆留守、吏部尚书。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姚崇因为年老而不再任官员，居住在洛阳，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姚崇善于随机应变，宋璟善于公正执法。二人为政风格虽然不同但都尽心尽力地辅佐玄宗，使开元年间赋役宽平，刑罚清省，天下一片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对于玄宗时期开创唐朝极盛期“开元盛世”的局面功不可没。姚崇和宋璟并称为贤相，号“姚、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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