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六节 追赠待制（上）

经过陈东之事，徽宗忽然觉得师师很多话还是在理的，他念及了苏轼之事，因而命人将前朝的实录呈递上来，他专门翻找了几处与苏轼有关的地方。

        其中有这么一处：元祐三年开科省试，苏轼奉诏与吏部侍郎孙觉、中书舍人孔文仲同权知礼部贡举。四月四日，苏轼被传锁宿宫中，中使宣召入对内东门小帘殿中。

        太皇太后询问苏轼：“有一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

        苏轼答：“汝州团练副使！”

        太皇太后再问：“今为何官？”

        苏轼答：“备员翰林，充学士。”

        “何以至此？”

        “遭遇陛下。”

        “不关老身事。”

        “那，必定出自官家。”

        “亦不关官家事。”

        苏轼恭问：“莫非是大臣论荐？”

        “亦不关大臣事。”

        苏轼大惊，郑重回道：“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

        太皇太后言曰：“久待要学士知道，此是先帝的遗意。先帝饮膳中常看文字，看得停筋不举时，内官们皆知此必是在阅苏学士文字。先帝每常道：奇才，奇才。不幸未及起用学士，就上仙了。”

        苏轼闻言失声痛哭，太皇太后与哲宗也都下泪，随命赐座吃茶。太皇太后叮咛曰：“内翰，内翰，直须尽心奉事官家，即是报答先帝之知遇！”

        苏轼拜辞，太皇太后命撤御前金莲烛，送苏学士归院。

        徽宗读罢此处，也不禁思念起他的神宗皇父，遥想起儿时与皇父、生母的天伦时光，乃至伏案大哭起来……

        神宗自幼要强，为了洗刷外侮之耻，重振汉唐雄风，一意发愤图强，弱冠之年登基后便力排众议，任用了王安石主持新法，顶着搜刮民财的恶名，着实让国库在数年之内就大为充实起来。神宗君臣由此有了拓边的底气，加上用人较为得当，所以在熙宁年间名将王韶顺利收复了河湟地区。此举对于神宗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他开始筹谋荡平西夏，可惜军制虽有微调，却仍承袭旧弊，未有根本改观，乃至军队战力甚不理想，最后招致了一场伤亡二三十万之众的大惨败！神宗闻听噩耗后三日未进食，并生了一场大病！自此后，神宗整个人从积极有为、乐观进取，也迅速变成了萎靡不振、消极失望！三载之后，神宗不幸英年去世，享年三十八岁。

        徽宗的生母陈氏原本只是宫廷内一位普通的御侍，自从生下徽宗之后才升为美人。神宗去世后，陈氏自请前往守护陵殿，因整日思念神宗的旧恩，乃至悲恸伤身。侍女想让她喝粥吃药，但她却拒不听从，口称：“若能早早去服待先帝，我就满足了！”果然没多久就去世了，终年三十二岁。

        徽宗此生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完成父兄的遗志，虽然他大半生沉溺于书画，可始终没有忘记扫灭敌国、光复华夏故地的夙愿。

        ……

        徽宗又翻了一些存档，注意到苏氏兄弟名扬北狄，为外夷所爱服。

        元祐年间，苏轼就曾奉命接待辽使，席间行令时辽使说道：“我国如今流传着一个绝难的上联，如今我要拿出来考考贵国的才士！”

        辽使的上联是“三光日月星”，如果要去对仗，那么五个字的开头就是一个量词，而又不能与“三”重复，着实是非常考验人的才学与机智的。哪知苏轼当即就对曰：“四始【1】风雅颂。”

        辽使对此赞叹不已，哪知苏轼却说道：“我能对而君不能对，非所以全大国之体！”为了表示友好，他居然又帮着辽使对了一联：“四德元亨利。”

        辽使起初还有些茫然，苏轼便解释说：“‘元亨利贞’乃是《周易》中所谓的‘四德’，但是‘贞’字在我朝须避讳，因为它与我们仁庙的名讳同音。君若能知此处避讳，亦可见两国情义之深！”辽使恍然大悟，不由佩服之至。

        后来苏辙出使辽国，苏轼特赠诗曰：“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苏辙至辽，辽主选派侍读学士王师儒为馆伴。师儒颇能讲说三苏文章，还能背诵苏轼的《服茯苓赋》，但恨未见全集。苏辙所见辽人，大多都会问一句：“大苏学士安否？”

        可是徽宗纳了闷儿了：苏氏文名传扬海外，如何在他自己的国内，却不能见容于同列之朝士呢？先帝又是那样称扬于他，莫非自己果真有些失察之处？

        徽宗还记得，自己登基的第二年即崇宁元年七月，蔡京于七月登上了相位，到了九月他就让朝廷下诏将九十八人打入元祐党籍，其中宰执以文彦博为首恶，待制以上以苏轼为首恶。罚状谓之奸党，蔡京又请自己御书，刻成石碑，树立在端礼门前。

        到了次年，朝廷又下诏焚毁苏轼文集、传说、奏议、墨迹、书版、碑铭与崖志等，同时被禁毁的还有多人的文集。到了崇宁打尽，所以将贬抑的人数增加到了三百零九人之多。蔡京又自写了一份，诏颁天下州军令刻石置于监司长吏厅堂，俾所共见，以“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后来向太后的兄弟在入宫时曾告诉徽宗，有不少碑工不愿意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担心“得罪后世”；更有一些碑工借故不接这桩活计，其中有一位江西九江的碑工，说：“小人家旧贫窭，只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

        朝廷的禁令，无疑是相当严格的，而且曾将赏钱增至八十万，可是像师师这样轻易就买到《东坡文集》，自然不是个别现象。徽宗早就知悉苏轼的文章一直就在读书人中秘密流行，而且越禁流传愈广，以至于很多人竟以收藏之富相夸耀，只是大家不敢直呼其名而改称为“毘陵先生【2】”。徽宗还听说，士大夫不能诵苏轼之文者，便自觉气索，而别人则常常鄙薄这种人为“不韵”。

        此时徽宗越发觉得，当初所为确实有些过分了，何况当时上天已然示警：崇宁五年正月，彗星出现于西方，尾长竟天，太白昼也。某夜，暴风雷雨大作，无巧不巧，偏偏将党籍碑给打碎了。当风雷毁碑时，蔡京还曾在徽宗面前厉声道：“碑可毁，但名不可灭。”

        徽宗从小就知道，苏轼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记忆超群，当真为天下第一才士！不过“书为心画，言为心声”，徽宗过去只是看过一些苏轼的文章，对他的丹青之作已多年未加赏鉴，当日或恐有些偏颇、轻率之评，今日恐怕需要再加细细赏鉴才是！

        内府之中尚有收存的一些苏轼的书画作品，徽宗于是命张迪将这些书画都翻找出来集中于保和殿中。待张迪完事之后，徽宗先是赏鉴了苏轼的一些画作，其中最吸引他的还是苏轼所画的竹。苏轼是他的表兄文同之后无出其右的画竹名家，他受了李成所创的枯木寒林图法，加以变化，用淡墨扫老木古枿，配以修竹奇石，形成了古木竹石一派。

        苏轼的画虽以画竹为主，不过他在黄州时也画过寒林，其气象萧疏、烟林清旷，着实是“意气所到”之效，徽宗看后心中甚喜。

        徽宗又看了苏轼的一些书法，其中多以小字和行书为主，喜用浓墨写“肥”字，苏轼曾自言“不善书”，只是懂书法之妙而已，不过他的书风当真自成一格，被赞誉为“无秋毫流俗”。

        苏轼生平不爱惜自己的书作，然而当别人来求时往往不能遂愿，有来乞书之人，常遭到他的正色诘责，乃至空手而归。不过当他意兴勃发之时，便不问纸张精粗，只要到手的，一概写尽方罢！苏轼生平喜好饮酒，可酒量很小，烂醉之后不辞谢便就卧，往往鼾声如雷；待他稍微清醒一些之后，往往会借着酒意尽情挥洒，一时落笔如风雨，见者叹其为神仙中人，远非世间翰墨之士所能企及！

        黄庭坚曾评苏书称：“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今世号能书者数家，虽规模古人，自有长处，至于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所谓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与也。”

        徽宗真是越看越爱，尤其是苏轼到了晚年，笔力雄健无匹，纵笔所至，无不惬意，米芾称其为“气愈老，力愈劲”，可谓已达精纯圆熟之巅峰！

        《渡海帖》就是苏轼晚年的代表作，其文曰：

        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几得于海康相遇；不尔，则未知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匆匆留此纸令子处，更下重封。不罪！不罪。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

        封囊：手启，梦得秘校。轼封。

        当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不禁赞叹道：“沉著痛快，乃似李北海。”就书法而论，黄庭坚可谓徽宗的重要师法对象，此番徽宗与黄庭坚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了。

        【1】《诗经》的风、雅（分大雅与小雅）、颂被称为“四始”。

        【2】毘陵即常州古称，因苏轼死于常州，故有此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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