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五三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三）

　　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皇帝反而更加兴奋。

　　心想如今这贸易被处处掣肘，尚且能赚这么多；若是将来真的做成了打破英夷航海条例之大事，这不得起飞了啊？

　　如今收了商人36万两的“好处费”，作为给丹麦商馆加税的回报。

　　日后自可成定例。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别家。

　　当然今年的情况确实特殊一些，但日后纵短暂下滑，只要将来补回来便是。

　　“爱卿所言，朕自知晓。你且放心，朕也不至于拿今年的数目做平日情况。”

　　“这海外贸易事，朕对爱卿最是放心。也不会叫别人胡乱干涉的。”

　　皇帝说这番话，主要还是因为当年他拍脑袋的“高端瓷器赚得多”想法，赔了一大笔钱赔出来的经验。

　　对外贸易，当然要讲究科学。

　　历史上其实这种“一拍脑袋”的“搞笑”决策，多得是。

　　历史上1843年，一鸦结束，英国资本家大为兴奋。

　　然后，西菲尔特的一家公司，花费巨资，动用了公司大量的流动资金，往中国运了一船“餐刀、餐叉”，准备大发一笔。

　　这已经不是拍脑袋决策了，而是脑袋被高压水枪呲了的决策。

　　靠着这种拍脑袋的决策，和对真正懂东方情况的东印度公司的打压，英国“成功”地将除鸦片外的对华出口额，从一鸦巅峰的250万英镑，拍到了52年的140万英镑。并且在二鸦后，搞出来一个仿佛魔幻世界一样的1876年的半殖民地2.5%关税的中国再度顺差白银1058万两……

　　现在的情况，刘钰是一点不担心外国货的倾销，而是担心贸易额逐渐增大引发国内的诸多问题。

　　在本国不能发行货币的情况下，每年几千万两的白银入内，这也足够危险的了。

　　得亏大顺的行政能力不是很强，不能把大笔的钱收上来再花出去，使得欧洲的价格革命至今对中国的影响还不是太大。

　　然而即便行政能力不强，大量外部白银的入场，也会随着皇帝花钱而逐渐影响到全国。

　　像是今年修淮河，就是财政转移支付。将全国各地的白银，在两淮地区花出去，一下子涌入三四千万两白银，冲击有些巨大。

　　最简单的一点，肯定会造就两淮地区的银钱价比问题。

　　而这，正是刘钰忧心的地方。

　　大顺的货币政策，既不是银本位，也不是铜本位，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货币政策。

　　大顺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但收税却收白银。而法定的一千个铜钱能换一两白银，根本只是理论上存在的东西——大顺连官方的银行、货币兑换所都没有，甚至这么大规模的对外贸易，都是直接称重来算，怎么可能民间的兑换比能按照官方来？

　　这类似等于是官方发行法币，但官方收税什么的却收英镑法郎荷兰盾西班牙元。

　　之前对外贸易不是很主动，都冲击出来了个货币白银化，冲击出来个白银税改。

　　如今对外贸易的额度、数量，都急速增加，若这种情况下还不考虑货币问题，肯定是要出事的。

　　这个事从实际来讲，可能不算啥太大的事。

　　但在朝堂里，可能会成为被人攻讦贸易的方向，是以刘钰有必要跟皇帝提前提一嘴。

　　大顺的士大夫水平，很难搞明白经济。

　　很多都是凭感觉来。

　　历史上1810年代开始，出现过一波突变似的钱贱银贵，一些地方瞬间涨到了1600到1700兑一两白银。很多士大夫凭感觉，认为是鸦片走私导致的。

　　虽然说，鸦片当时走私确实已经严重了，但问题是即便算上鸦片走私，那几年每年的白银入超量，依旧保持在600万两左右。

　　士大夫会归结于鸦片走私的问题。

　　从立场上讲，这是好事，引起了对鸦片的警觉。

　　立场先放一边，10年代开始的银贵，鸦片走私并不是主要因素，甚至那几年实质上的出口量和白银流入量都是增加的。

　　这种情况，对此时的大顺，则可能是一件坏事：如果出现了银钱比例的剧烈波动，大顺的这些士大夫也会凭感觉，把问题甩在对外贸易上。

　　等着真出了事的时候，皇帝没有被刘钰提前打预防针，说不定真的就被那些士大夫的臆想给说动了，觉得都是对外贸易导致的。

　　“陛下，此番开拓了西洋贸易，有一事臣不得不和陛下奏明。陛下亦知昔日檀渊之盟，岁币不过十万两白银。如今松江等地，巨富之家，百万亦可拿出。”

　　“自从明末贸易开始，白银流入，日渐增多。这钱、银兑换之事，不可不察啊。”

　　“百姓生计，除非缴税，否则平日里多用铜钱。买布、买米，此等生计所需，鲜有用银的。”

　　“臣担心，这钱政若不变动，日后恐损小民生计。”

　　皇帝听了刘钰的话，忍不住笑道：“爱卿错了。按你所说，白银流入本朝日多，那岂不是说原本一千钱换一两银子，如今一千钱能换一两三五钱银子了？如此，百姓的生计应该越发好才是？”

　　“你亦讲过，那瑞典国之前保持实物租，是以欧洲白银日多，他收实物租，入国库的钱反倒多了。本朝既收的是货币租，白银日贱，难道不是百姓的负担小了吗？原本还要用一千钱兑一两银子纳税，日后岂不是只需800钱、500钱就能兑一两银子的税？”

　　刘钰怕的就是皇帝这么想，道理好像对，但肯定是少考虑变量了，至少历史上证明了这么想肯定有些地方没想明白。

　　否则无法解释整个18世纪对外贸易一直是入超，大量白银流入，但白银和铜币的兑换价，却从700逐渐涨到了1100。

　　也没法解释二鸦之后，从沸反盈天到2600的兑价，到二鸦之后，又逐渐降低到了1000。

　　刘钰自己也解释不明白，只好道：“陛下，钱银兑换，若是价格变动，必有不法之人得其差价。或是积攒铜钱、或是积攒白银，不管积攒什么，都不好。不花钱，不是好事。”

　　“臣以为，是不是可以定准一物？既定准铜、又定准银，便是什么都没定准。朝廷税收、支出、军费等，既都用银，何不以银为价呢？”

　　“可印小纸，一张一文，千张必可兑银一两。如此不管铜多铜少，百姓都不会因为兑换之事而愁怨。”

　　“此事甚大，臣不敢轻为，毕竟臣所办的银行，不过是个钱庄，没有发钞权，只是方便使用兑换白银而已。可若发小钞，那是朝廷铸钱局的事，臣若做那便是越俎代庖了。”

　　皇帝点点头，他倒是同意刘钰说的“不管高了低了”都不好，最好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兑价。

　　现在朝廷规定的铜钱和白银兑换比，是1000，但实际上各处基本都是自由兑换，毕竟朝廷是不给兑的，全靠商人自行兑，这里面肯定会出诸多问题。

　　而且皇帝心里明镜似的，缴税要白银，每年收税之前，必然会有商人去兑白银，压价格。

　　如果说，真能用一种定死了1000文顶一两银子的小钞，的确可以解决很多麻烦事。

　　只是……

　　“爱卿也知蒙元、前明纸钞事。恐百姓一时间不敢相信。若不强兑，百姓还是更喜欢铜钱；可若强兑，又恐闹出许多乱子。”

　　刘钰见皇帝还是有些犹豫，赶忙道：“陛下，此事非是小事。日后贸易日多，白银日入十万两不止，但钱银兑换，现在依旧是年年升高。按说白银日进越多，钱价该越贵才是，可恰恰相反。”

　　“西洋有哲人马氏言：财富的增长，使比较贵重的金属代替了不大贵重的金属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铜为银所替代、银终为金所替代，尽管这个顺序与诗人想象的年代顺序是相抵触的。”

　　“又有人言，在世界市场上，一切货币便失去了铸币形态，而直接以贵金属的姿态出现……本朝的铜钱在海外贸易里无法做钱用。”

　　“这钱好劣不一，价值又常变动。若是以往还好，现在对外贸易日多，影响巨大，若不未雨绸缪，恐出大乱。”

　　“那西洋的波托西银矿，随随便便就采银十亿两有余。银多，来本朝的便多。”

　　“可若是西洋人互相开战，少买本朝货物呢？银便一下子断绝了。”

　　“银倒还好说，但恐这钱兑银，要出大问题。世界市场的白银变动，影响对外贸易，那都是大买卖，倒好说。但钱银兑换，涉及小民，那才是大事。”

　　刘钰时常引用西洋人马氏的话，皇帝听过不止一次，亦不知此马氏为何人。

　　但这番话，皇帝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大顺有个现成的例子。

　　那就是日本的宽永钱。

　　只要来到大顺，因为含铜量高，来了就被融。作为制钱，确实在两国贸易的时候，只能做贵金属用，而不是钱来用。

　　刘钰引用的这番话，无非也是说，不管是百姓还是商人，更喜欢银子而不喜欢铜，不得已而用之。

　　可这种心态，会让银价逐渐提升，大家都喜欢银不喜欢铜，也就导致每年这么多的白银涌入，大顺的银钱兑换价依旧在缓慢上升，而不是简单的白银多了铜钱贵了。

　　既是打开了国门做生意，就不得不考虑白银涌入的影响。刘钰说未雨绸缪，便是说真要到出了事的时候再解决，恐怕就不好解决了。钱兑换价一旦变动，可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事——至少对大顺来说，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事，行政效率太低，皇权根本不下县，推行下去见效需要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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