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六九章 名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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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扬州之后,郑玉绪没有叫下人打发二三十两银子,而是亲自出宅来迎,打消了吴敬梓内心最后的一点纠结。
现在郑玉绪最关心的正是盐政改革的问题,但吴敬梓却没有直接和郑玉绪说盐政的事,而是讲到了大顺当年的那场科举改革。
“郑兄还记得当年的那场科举改革吧?传闻那场科举改革影响了很多人,兴国公手底下的首席幕僚康仲贤,就是因为那场科举改革最终放弃科举的。”
“之前有人谈,取士之法,培养不出真君子,都是些寻章摘句之徒。遂要以选君子的方式,选拔人才。”
“甚至极端者,提出务要通六艺、晓六经。要知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要晓《易》、《书》、《诗》、《礼》、《乐》、《春秋》;要涉墨、道、阴阳;要通史、汉、三国、唐宋;要考实务;要论局势……”
“如郑兄这样的家庭,到底是喜欢八股文章选拔呢?还是如后面这种诗书礼义都要考的选拔呢?”
这个问题,看似和盐政改革没有任何关系。
郑玉绪也不明白吴敬梓要说什么,想了想,笑道:“对我们这等家庭而言,自还是后面那种更好一些。”
“平民百姓之家,读书尚且不易,又岂能驾车、骑马,再读四史、论大势呢?”
“反倒是固定格式的八股文章,每年竟有平民百姓出头。是以最后国朝仍旧保留了八股格式,却扩大了选题范围。”
吴敬梓点头道:“其时要求改回八股的大臣,就说,如此前选材,不过【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
“那八股文章,着实是好东西。”
“这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我略有些文名,也正是束发时候,八股文练出来的。这八股的好处,便是固定格式,选材有限,使得平民百姓出身,亦有与那家学渊源之辈相争的机会。”
“世间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回顾本朝当年科举改革之事,再想今日的盐政改革,郑兄还不明白该怎么办吗?”
“这次盐政改革,已经不可不改了。”
“今日不改,明日还会有人提。明日不改,后日还会有人提。”
“改,方能堵住天下悠悠之口。”
“孝廉就是好,谁这么提,谁傻。
“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这才是郑兄要发力之处!”
“如果当时科举继续搞君子模式的选拔,天下人会不会觉得不好呢?比起商鞅变法之前,王侯将相的确有种,是不是依旧看上去是公平的呢?”
郑玉绪哎呦一声,似乎明白了什么,忙道:“是公平的。科举嘛,就是公平的。你没钱学骑马、没钱学弹琴、没钱去读阴阳史汉、没人脉去了解朝廷政策,那是你没本事、你家没本事。规矩就摆在这,又不是按照出身门第来选的,这有什么不公平呢?”
吴敬梓见郑玉绪已经有了眉目,点头道:“我欲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如今盐政之法,天下汹汹,皆以为要改。但要改的最大的民意,就在于郑兄等大承包商,手里的盐引是父死子继的。这是王侯将相、的确有种。”
“但是,郑兄可以想想,钱父死子继,天下人会觉得不对吗?”
“盐引,到底是钱?还是权?”
“王侯将相,的确有种,这会让天下反感。但豪商家产,其子仍有万贯家财,天下人会反对吧?”
“把权,变成钱;从明,变成暗。”
“用我之将讲的故事,那便是废弃举孝廉之法,乃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废弃举孝廉行科举,科举怎么考,却是可以做到‘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
“类比于盐政,则是‘以票盐之法、行纲盐之事’。改而不改、变而不变。由原本的权力,变为更公平的银钱;由原本的因为你姓郑,变为因为你有多少钱方可入场做此行。”
“如此,天下无话可说。之前是他不姓郑,所以没资格入场;可现在,赵钱孙李周武郑王,谁都能入场,只要你有白银。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以盐纲论,郑兄你和那些散商的区别,就是你姓郑,而那些散商不姓郑。”
“以票盐论,郑兄想想你和他们的区别在哪?”
这简单的几句话,正提点到了关键处。
“以票盐之名、行纲盐之实?若如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实?”
郑玉绪仔细体会着这两句话,越品越是品出其中滋味无穷。
听吴敬梓这么一问,恍然道:“若以白银公平论,我与他们的区别,在于我有白银百万,而他们只有三千五千?”
吴敬梓拍手道:“着!只要画出一条线,家产十万方可从事盐业,那么这就叫‘以票盐之名、行纲盐之实’。”
“郑兄还是把持盐业,只是把持的原因,由郑兄姓郑,继承了父辈祖辈的盐窝;变为了郑兄有钱,够到了从事盐业的资格线。”
“直接对抗改革,殊为不智。不如借力化之,另行手段。”
吴敬梓的想法,源于程廷祚怼他的、引用的松江府对赤穗事件的评论里的那个道理——用公开的,去取代隐藏的。用钱,去取代道义身份血统。
看透了松江府那一套“用钱之多少来区分人”的标准,是以一针见血地给郑玉绪点出来了解决的关键。
郑玉绪思索着吴敬梓的话,渐渐品出了一些关键。
朝廷如果要盐政改革,走的肯定是票盐法。
到时候,就是要鼓励小额的资本入场,瓜分掉大盐商的管控。
盐引改盐票,使得有个千八两银子就能入场,不再需要股本在上百万的大盐商了。
其中的关键一点改革,就是取消盐引的专营制。
比如郑家,拿着几十万的盐引,这些盐引就是他的,规定就是他的,是可以父死子继的。
问题也就出在这。
好比两淮盐区,管着百十个州府。
把这些州府,分成甲乙丙丁午己庚辛等等个不同的销售区。
甲乙丙靠的近,则甲乙丙的盐一起运过去,再大仓库分发,再由专门负责甲乙丙销售区的人拿去卖。
甲的盐不能去乙、乙的盐不能去甲,当然私盐甲乙都不能去。
而甲乙丙丁午己庚辛这些销售区的特权承包,是继承的,不变的。
比如郑家,拿着七八十个销售区的特权,他需不需要自己去干?
显然不需要嘛,好比他有七十个销售区,朝廷问他收70块钱,相当于一块钱一个区的专营权。
他为啥要自己去干呢?两块五一个区的销售权,卖给次级承包商不就得了?何必要自己去干?
这几年议论纷纷的盐政改革,出发点就一句话可以总结:
【利上不归朝廷、下不能哺小民,而尽归中饱之辈矣】
核心思路,就是取消中间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怎么取消中间商赚差价?
朝廷那群琢磨着搞盐政改革的人,想法也非常简单:市场化。
放弃盐引、盐纲制度,让小商人入场。
一张票,多少盐,写的清清楚楚。
买了票之后,只要是淮北盐区的销售范围,都可以销售。
理论上,这样没有了中间商赚差价,就可以解决诸多问题了。
然而,作为这些大承包商、总承包商,怕的就是这么搞。
这么一搞,他们的垄断权直接没有了。
现在吴敬梓给出的思路,是不要明着对抗,而是要往“票盐之名、纲盐之实”路子上走,顿时给郑玉绪提供了思路。
作为大盐商,有的是资本,难道买不起盐票吗?
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买不起,而在于别人也能买了。
所以,是不是有一种办法,可以既采取票盐法、又能从财产上制定一个范围不准那些小额资本的商人入场呢?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问题也就解决了。
只是,该怎么做呢?
吴敬梓见郑玉绪还在思索,又道:“郑兄可明白,朝廷为何要改盐政?”
“根源在哪?所求者何?”
“为百姓乎?”
“为盐税乎?”
这是个根本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没法回答的问题。
明明知道,但难道说,朝廷根本不是为了百姓才改革的?
盐政改革是因为什么?
按照政治正确的口号,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百姓。
这是政治正确。
刨除掉这些政治正确,实质原因是什么呢?
是私盐。
私盐为什么卖的好?
因为官盐贵。
官盐为什么贵?
理论上,按照每引盐收的税,私盐是干不过官盐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最高死刑”的成本。
但是,凡事要讲理论上,那就只能是理论上了。
这种变种包税制下,朝廷问总承包商收税、总承包商问次级承包商收钱,有二道贩子赚差价,于是官盐越发的贵。
官盐越发的贵,私盐越发的好卖。
私盐越发的好卖,官盐就越发难卖。
官盐越发难卖,煮盐的这些灶户生产的官盐就越少。
官盐越少,私盐就越来越多。
私盐越来越多,官方买盐引的人就越来越少。
买官方盐引的人越来越少,灶户就只能把大量的盐卖给私盐贩子,导致私盐越来越多。
私盐越来越多,最终就是盐政彻底崩盘,朝廷除了土地税之外最重要的税收就要完蛋。
理清了这一点,就明白,朝廷要盐政改革的根源是什么?
是解决官盐收税的问题。
之所以要动这些总承包商,是因为他们作为中间商,赚了太多差价,被认为是官盐卖不过私盐的主要原因,应该不用加之一。
百姓只是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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