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零三章 凡尔赛和约（九）

　　年轻的探矿队员，是负责测绘的。
　　一般来说，大顺新学一派里，学测绘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因为这活……反正是京城这等好地方，能测绘的地方少。
　　但虽是穷人家的孩子，既是考上了“中专”，那亦算是完成了阶级跨越，最起码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挨饿了。
　　只不过，终究还是缺乏生活，对于挖金子的想象，浪漫居多。
　　过来人的肺腑之言，年轻人听来，也只是当个故事。
　　淡淡一笑，一边检查着马背上行囊里的各种工具、查表用的星图表等，一边说道：“听说朝廷这一次是要官督商办？好像是要把先从大清河那开始迁民，到这边来挖金子。到时候是给工资，又不是谁挖了归谁，应该能好点吧？”
　　坏牙的中年人笑道：“好个屁。谁能看着金子不动心？稍微一动心，就得死人。你能看着金灿灿的大金块子，就不动心，就交上去？”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只要动心，不死即伤。能偷着把金子带出来的，那都得是大本事的人物。这么说吧，这样的人物，不管是胆色、眼界、武艺，心眼子，那都是一等一的。又有几个能做到？”
　　“兴国公要折腾黄河，要往这迁的人……你可得知道，梁山泊，那是自古就聚义出响马的地方。你看着吧，到时候挖金子的时候，嘿，哪天要是不死个三个五个的，那都怪事了。”
　　“就算是山东人老实，可再老实，真要是亲手捏住了黄灿灿的金块子，那也就不老实了。”
　　“现如今，山东好些人，恨不得刨了兴国公的祖坟。黄河是个大灾星，过哪个省，哪个省遭罪。好容易不走山东几百年，兴国公又要折腾着挖回来……哎，肯定是要出乱子的。”
　　年轻人却用一种标准的、新学内部最是流行的言语道：“这也是为了江山社稷黎民百姓，不得已的代价嘛。黄河南流几百年，越来越高，迟早要回来的。不提前折腾，等到时候真发了水，那冲的可就是成百上千个州县。”
　　“这等事，非得盛世能做，又须得朝廷有手段，能做事的时候做。如今正值盛世，便要付出些代价，也要把事做了。”
　　年轻人侃侃而谈，既说“代价”，中年人不免想笑，心道若是你做这个代价，你做不做？道理归道理，做事归做事，那可不一样。
　　不过他也没争这个话，只道：“话是如此，自是好事，你说的也对，真要是乱决了口，那就是乱淹一片。”
　　年轻人道：“说真的，我只盼着这边有金矿，一点点把人移过来。我家也是种地的，你看看这地方，若是种地，一家三百亩，那得过什么样的日子？”
　　“可话又说回来，若是朝廷出钱移民，船程什么的朝廷出，到了这边就给地、种子、牛马……你说，这等好事，轮得到穷苦人？”
　　“多少朝廷的良家子，人家也是有孩子的，朝廷若真走国库出这笔钱，啥都准备好，如何不移他们家的庶子？”
　　“还有当兵的呢，更不必提。”
　　“说到底，我觉得兴国公的办法是对的。这事，只能这么办，靠着挖金子，把黄河道两边的人运过来。”
　　“哪怕一年一个县的河道段、实在不行三年一个县，花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把这件事干完……”
　　“所以我是盼着有大金矿的。”
　　“若能一部分走关东、一部分来这里，这件事我看办得成。死人……是要死的，但若办，死个三五万、甚至死十万，顶天了。若不办，真到黄河决了口子往北走漫灌的时候，怕是连着饿、病、疫、水，再做绿林起义，怕要死个三五百万不止。”
　　说到这，年轻人心里不免想到了一些在新学派中流传的激进思想。
　　尤其是颜李学派的一些想法的渗透，或者说传统均田思想的渗透：说不若天下均田，取税十一，朝廷集中力量，专办大移民事，把天下荒地可垦处都占了，虽不能达到先秦大贤说的五口之家百亩之田，但五口之家三五十亩，总是可以的。
　　届时朝廷若能均天下之田，取天下之十一，便使劲儿造船，人多地少处则移之，待五口之家均田五十亩、八十亩，则何愁大事不成、江山不固？
　　如今与其在外折腾，东征西讨，倒不若朝廷狠下心来，行均田法。若能均田取税十一，何必东征西讨，不过是换些金子银子。
　　那金子银子，要亦可、不要亦可。到时候靠着朝廷征税，集力造船，非要发金子银子？发粮发钞，却不是一样？
　　天下田亩，算上关东南洋各处，数以十亿计。各亩取税一钱，便可入库一亿石粮米，除却养军治水之用，其余全营造船，弄个万艘大船，亦不难。
　　到时候向扶桑移民，一年如何不三五百万？
　　这种激进的思想，在新学派的底层出身的人中，这几年广为流传。可谓是吸引力极大。
　　这种流传的背后，经济因素，是新学派底层出身的，基本不是地主。
　　而这一套东西的背后，隐藏的，则是说，不若天子重用他们，把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都做了、地方士绅都做了，要之何用？
　　由新学派的人充斥军队、官场、吏员，把田均了，集力移民，以求“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真正盛世。
　　甚至一些想法，也已经在军队中流传开来，一些青年军官更是深以为然。
　　虽然这些激进的想法已经流传，但新学一派的内部，整体上倒还没有十分激进，大部分还是支持现状。
　　包括这一次扶桑西海岸探矿移民、以及山东挖河道这等逆天而行的政策，他们也多支持。
　　应该说，矛盾还没有激化到那种程度。
　　只不过，因为新学一派的人，识字。
　　所以，一些小册子，很容易通过印刷术，在这些识字、却又被主流文人边缘化、偏偏实际上他们又掌握着先进生产力和科技的人当中，流传极快。
　　而偏偏，大顺对外扩张的主力识字人口，又都是新学派、或者叫实学派的。
　　他们走南闯北，真的见到了北美的广袤土地、见识到了大洋洲的草原万里，也经历过东北的苦寒蚊虫，而且还懂算术。
　　所以他们相信，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只不过，他们和儒家的复古改革派所不同的，便是他们还是相信刘钰所描绘的美好未来，这和将来发展工业也不矛盾。
　　区别就在于，比如刘钰在苏北搞得圈地、盐垦等事，他们就觉得，这事完全可以干的再漂亮些、再温柔些。
　　比如朝廷若是真如他们设想的那样有个一亿两的收入，完全可以造船，不去考虑盈利，而是把这些人送到扶桑南大洋垦荒。
　　实在……实在不必复刻对运河漕工、五岭商路脚夫、扬州盐工、苏北盐户的那种残酷镇压。
　　而且，很多人对于这些事，也是颇有微词的。比如五岭脚夫起义，这事在他们看来，既是把贸易中心从广东转移到了松苏才导致的五岭脚夫起义，那么就该松苏这边得利的大商贾出钱，安置这些人去垦荒才是。
　　其实，这就是大顺的启蒙运动。
　　只不过，因着大顺这边，反教会、反宗教、反封建继承法、反贵族等诉求，没那么强烈的需求。
　　所以表现出的形式，是以一种萌芽的“权利和义务之统一”的思想为主的。
　　而这种想法的典型，就是围绕着大顺改革绕不过去的贸易中心转移之后，得利者是否应该出钱安置旧商路上的失业百姓所展开的争论。
　　看上去，大顺参与一战，内部歌舞升平、勃勃生机。
　　欧洲打的头破血流，连北美东海岸也未能独善其身，唯独大顺这边安安静静。
　　实则，一战对大顺造成的影响，不比直接几十万军队列阵对轰的影响小。
　　实学派内部，开始出现了非常激进的思潮——一战打完后，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干什么？
　　因为，从最开始，大顺的种种改革，走到现在，明眼人都觉得，这一切都是在为这场世界大战所准备的。那么，现在这场世界大战即将打完了，兴国公等那一辈人已经老了，甚至现在也不管太多事只是蹲在山东挖黄河、修道路。
　　实学派的很多人都陷入了一种说不出的迷茫当中——之前的一切，都看懂了，是为了一战，那么之后呢？
　　如果说，历史上的法革，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即七年战争的失败，最终爆发。
　　而此时的大顺，则陷入一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打赢，但打赢之后怎么办的迷茫中。
　　大顺这边，自古以来，对这种事，尤其是激烈的变革，是不怎么喜欢空谈的。
　　王莽也好、安石也罢，激进的变革，是要拿出具体的东西的：地、税、法、钱、政，这些实际的东西，而不是空谈的东西。
　　包括历史上颜李学派等人，他们写的东西，侧重点从不是“经”，侧重点是“艺”——官制、税收、田亩、学堂、人才选拔、军制等等这些东西。
　　经，是我们这么做是对的，着重点在于论证“对”。
　　艺，是我们应该这么办，着重点在于“办”。
　　因为从始至终，“对”这个东西，其实从诸子百家开始，大家的态度其实基本都是一致的。什么是对？国泰安康、人民安定、有衣有食。
　　儒、墨、杨当时的三家显学，都是在讨论这个的，无非是在“怎么办”这个问题是，分歧极大而已。
　　新学派存在的最大意义，是潜移默化地灌输了一些方法论，解决“我们应该这样做”的“这样”，到底是“怎样”的问题。
　　是以，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和欧洲那边的，在表象上完全不同……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所以不可能从经院哲学衍生出的人与神的关系，搞出一堆“不辩自明”、“不言而喻”的东西。
　　反倒是，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所以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围绕的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土地所有制到底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是否要限定商人购买土地”这些东西来的。
　　这也和大顺这边的官方意识形态有关，因为实际上大顺理论上的官方意识形态，陈亮叶适等人那一套，也是“以艺修身、艺大于经”这一套由内而外的东西。
　　当然，是内核。
　　也正是因为如此，由外而内的内核，所以叶适等人的想法，才会是全面复礼，以方方面面的制度，由外而内地达到真儒道统。
　　这套内核就是如此，包括颜李等人，其实内核也是这样：想当真儒，那就学君子之艺，在实践中体会儒之真意，由外而内，融会贯通，最终大彻大悟。也所以，反对者狂喷他们是异端的理由之一，就是“人要去什么地方，得先知道自己要去哪，然后才能知道该往南走还是往北走。你们可倒好，不先学去哪，先蹲在那造车养马，然后说只要车造好了马养好了，就好了。那你们的目的，到底是去那个地方呢？还是你们的目的就是造车养马呢？”
　　也正因如此，大顺这边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这种由外而内的味儿，还是很重的。
　　因为……实学一派这群人，不学经，所以他们的目的，也从不是复礼，或者把复礼作为最终理想。
　　所以也就出现了这种有些奇葩的启蒙运动，讨论的重点不是人、天、主、神、天赋、自由这些东西，而是所有制、税制、官制、军制、工商这些东西。
　　虽然不一样，但其实是一回事。
　　对欧洲来说，“敢于反抗”、“反抗有理”，是很重要的。这赋予了反抗的合法性，因为对教徒而言，“合法”，“合经”，才行。要知道，北美对于异端的烧杀，可才结束没几年。
　　而对大顺而言，李自成显然不知道“自然之权利”，他应该有生命权，这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自然赋予的……但是，这碍着他为了自己的生命权，而起身反抗了吗？
　　一个是“不辩自明”，证明有理。
　　另一个，则是“辩甚鸟经，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的“理所当然”，无需去证明。
　　启蒙运动是不是一定是有标准形态的？或者说，侧重点不同。
　　在北美，启蒙运动的表现，是所谓的“第一次大觉醒”，以宗教道德回潮的方式进行的，大量的传教士赶赴北美进行传教，试图让人重归信仰。侧重点，在于宗教的自由，不要再搞政教合一和异端审判了。
　　在法国，启蒙运动的表现，恰恰相反，是以极端的反宗教反教会的方式进行的。侧重点，在财产权，法国的资产阶级不想再随意给国王交税了。
　　但表象之外，有个东西是相同的，那就是“土改”。
　　北美是以剥头皮、没收保王党家产地产完成的。
　　法国自不必提。
　　那么，既然大顺也已经产生了特色的启蒙运动，那么大顺能“逃”过去这个问题吗？
　　其实，不管是颜李等人的均田第一仁政的想法，还是如今在新学一派中流行的大集权造船移民的想法，其内在推动的经济因素，还是土地矛盾。
　　这个矛盾，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打完的“今后怎么办”的迷茫中，越发明显。
　　刘钰在山东测河道，试图靠金矿移民的方案，并没有解决大顺的最大矛盾，反而让这个矛盾即将彻底激化。
　　因为，伴随着移民在北美西海岸的定居，伴随着参与这件事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疑问：为啥，不集中力量，疯狂造船移民呢？一边是水旱洪灾，一次又一次的起义、赤地千里、人相食；一边是枫树满地的温带气候，平原河流，万年沃土，我们的导航术、造船术都已达标，为什么不去做呢？
　　而在大顺，如何集中力量，自古以来，始终都有一个明确答案的：均田乃第一仁政，去除中间商赚差价。
　　这种矛盾的激化，只不过把过去的“目的”，转变为了“手段”——对新学派的激进派来说，似乎，均田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集中资源的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是移民、工业、或者说，减轻工业化之痛。
　　而且是大顺特色版的减轻，大顺不缺劳动人口，缺的是过程中小农痛苦减少的资源，土地。
　　工业化对小农自然冲击，但冲击是冲击、起义是起义。
　　冲击一定起义吗？
　　工业化会造成小农起义的原因，是因为小农靠土地养不活自己，地太少。要是有300亩地，媳妇的纺车被纺织厂冲爆，没必要起义。而要是就3亩地，媳妇的纺车被纺织厂冲爆，买个盐、冬天搓个棉裤都搓不成，那就只能起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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