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四七章 必死之局（中）

一场对旧时代动刀子的改革，往往会导致一个帝国的暴毙。

而大顺的情况，又特殊到极致，使得大顺的改革或者革命，不可能只是依靠类似欧洲的启蒙运动那样，靠“精神与思想的解放”，或者说，靠念经，就能掀起滔天巨浪。

相反，精神与思想的解放，在大顺，是排在物质问题的后面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和刘玉此时在扶桑搞的移民政策、殖民政策最像的，是俄国在彼得一世时代的工商业发展。

但两者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俄国。

法律规定农奴的人身依附地位。

而俄国从彼得一世，到尹丽莎白的工商业改革，是这样的：给予旧礼仪派的人开采矿山、发展金属冶炼等行业的权利。

这些旧礼仪派的工商业资本，发展起来后，需要更多的人口，来从事工商业。

而俄国的贵族，则也需要人口——老子打了半天的仗，你给我封地有个乱用？封我几万俄亩的土地，一个人没有，难道让老子自己去种地？

所以，在俄国，“农奴”作为一种“生产工具”，是比土地更重要的。

而旧礼仪派的工商业逐渐发展起来后，就开始“赎人”，拿钱给贵族，赎买“教友”，成为自由的农民、而不再是农奴。再把这些人送进工厂，然后这些人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工场主再拿钱“赎”更多的农奴。

这就是大顺的特殊之处。

在俄国，农奴是有法律规定的人身依附地位。

在大顺，佃农、自耕农，租佃为生者，大顺并没有法律，规定他们是人身依附于地主的。

但是，这就是前资本主义，或者说，农业技术和高炉铁技术发展过早导致的农业过早迈入贵族封地制瓦解的特色。

人，是自由的人。

从法律的角度上，人不隶属于地主。

但是，这种法律上的自由人、或者说法理上的非人身依附，是没有卵用的。


因为，土地就这么多，地主手里有地。而现在，对大顺绝大多数人而言，种地是唯一的生存方式。

那么，大明律和大顺律，还都规定，地主没有资格对佃农征收劳役地租，也就是说佃户给地主劳作不要钱、算作一种义务。

但，法律是法律、法理是法理，物质现实是物质现实。

现在地主就说，你明天来给我家干活、砌墙、挖水沟、修房子，我不给你钱。你去不去？

不去？不去，明年地不租给你了，有的是人租。

去，去就白干，最多提供顿饭，给钱是不可能给钱的。

那这算不算人身依附？

法理上不是。

现实里就是，而且是标准的劳役地租、封建义务。

俄国的问题，是法理上，农奴隶属于农奴主。旧礼仪派的资本家，要出钱，“赎身”，让这些人成为法理上的雇工、自由农。

大顺的问题，是法理上，佃农不隶属于地主。但扶桑的资本家，要出钱，“创造自由的物质基础”，也即出船票，让这些人成为现实里的雇工、扶桑自耕农。

一个是封建法理制造出的人身依附。法理上，就是隶属关系。

一个是物质基础制造出的人身依附。法理上，不是隶属关系，而是抽象人格上平等的人，没有法律说佃户就不能成为自耕农、成为地主、或者成为宰相，但能不能做到、有没有钱读书，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封建法理问题，靠的是思想的解放、启蒙运动、重构法律、人人平等、取缔人身依附。

物质基础的问题……只靠思想的解放、只靠启蒙运动什么的，不是说一点用没有，而是用处不大。

况且……就法革、北美的那些反封建的法律，其实很多在大顺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

比如说，均分继承法。

比如说，平民百姓家里，取缔摩西律，长子有继承特权多拿几倍的土地。

比如说，土地自由买卖，而不要考虑贵族对土地的封建法权，以及买地除了要买地的耕种权外，还要买断那些封建法权，比如土地上的狩猎权、除夜权之类的破玩意儿。

当然，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东西方的情况不同、历史不同、农业生产力水平不同、铁器牛耕垄作等技术出现的时间不同。

导致了，欧洲的启蒙运动，是适合欧洲的。

而大顺的启蒙运动，注定是和欧洲不同的。

欧洲的启蒙运动，是要砸碎神权、砸碎那些封建法理的“辩经”。

大顺的启蒙运动，是要解决物质问题、砸碎那些束缚在众人身上锁链的“实干”。

就像是大顺的那些名义上没有人身依附的佃户，靠“念经”，能解决什么问题？

念完经，说佃户和地主都是人、是平等的。佃户没有给地主劳役的义务……

这经念完了。

第二天地主说，这个经念得好啊，启蒙的妙啊，现在你和我都是平等的人。但你不去我家干活，我明年地就不租给你。那你去还是不去？

只靠念经，是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的。

刘玉没念经，而是通过在北美的政策，使得一些佃户，有了“老子就不去给地主服劳役，老子去扶桑干八年授田百亩去也”的底气，或者说有了佃户和地主在人格上“平等”的物质基础。

包括说，历朝农民起义喊出的“均田”口号，就是大顺特色的启蒙运动——只有均田，才能真正的平等，否则就是空谈。

佃户和地主，能平等吗？

这不是扯犊子的空谈吗？

包括说寺庙的结婚先去睡一个月才能租佃的特色、苏皖地区从明中期就开始出现的佃户农奴化给地主服劳役等情况，都是如此。

法律说，结婚先去寺庙税一个月，是不对的，佃户没有此义务，寺庙也没有“除夜权”的权利。

事实上，你不去，那么你就没有地种；没有地种，你就得饿死。因为，私有制下，生产资料集中在人家手里，你没有生产资料，人家说啥你不听、又没有那么多可以工作当无产者养活自己的岗位，那你除了听话还有啥办法？

欧洲是宗教影响太久，封建法权非常的深入，所以必须要念经来启蒙。创造新的经书，包括从宗教改革开始，清教徒的理想社会就是“自耕农加有形圣人的教化、靠仁爱和乡约的村社”。

而他们实现这种梦想的方式，是迁徙到北美。

大顺这边，传统的理想社会，其实也是“自耕农加有形圣人的教化，靠仁爱和乡约的村社”。

理想是一致的。

区别就是，在大顺，想要实现这种理想，只能靠均田的大起义、或者均田限田的改革。

更简单点来说：

欧洲的情况，是法律和政权，规定了人的不平等，人身依附关系，封建义务等。所以，欧洲的启蒙运动，重点在于“用经书，论证这些不平等，是不对的”。

大顺的情况，是法律和政权，在形式上，并没有强制规定人身依附关系。所以，大顺的启蒙运动，重点在于“在物质层面上，解决人与人实质上的不平等的根源问题”。

或者说，至少，把工业时代早期的那种形式上的自由，得以贯彻。

这种形式上的自由的意思，是说一个佃户，他可以选择当佃户，也可以选择去做工、可以选择去血汗工厂干几年就累死，还可以选择去跑北美当契约奴。而不是说，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当佃户，哪怕理论上他是个想干啥就干啥的自由的人。

这靠简单的念经，是念不出来的。

哪怕说，刘玉在北美的政策，使得佃户理论上有了不当本地佃户，而是可以选择去北美当契约奴、当雇工、最终买地授田当自耕农、亦或者去搓棉花。

但这种选择的权利，和念经启蒙无关。

相反，是靠具体的政策搞出来的。

是靠刘玉用暴力手段和国家强力，通过对北美土地的国有化控制，人为地创造了一种使得雇佣关系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

也通过战争、贸易、干涉、强制开关等手段，确保了在北美的资本有利可图，然后才能拿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雇人去北美，至少支付去北美的船票。

因为这事，不要说单单念经无用。

就是纯粹画大饼，都没有用：对大部分佃户和贫下农而言，情况不是说有什么思想守旧、故土难离；亦或者不相信去扶桑那里垦殖的好处等等。

而是，纯粹的没钱、去不起。

这不是说只要解放一下思想，砸一下旧思想，直接就能搞精神原子弹、灵能飞升，直接从鲁西北，思想一通，直接跃迁到北美。

世界是物质的。

就像是《钢的琴》电影里的那句台词，实际上就是一句屁话讽刺：你首先就得解放思想，你解放完思想才能解放自我……实质上第二产业崩了，一年二三百块钱都不够南下的火车票，就算老工人的脑子解放到觉得出去卖都无所谓，那也赚不到钱。大家都去卖、都去炸鸡排、都去擦皮鞋……全干第三产业，那也得有皮鞋可擦不是？

因为世界是物质的。

所以，归根结底，大顺这边，最终还是要靠政策、发展、产业、工业的推动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而不是靠简单的念经启蒙，就能解决问题。

政策推动，就是改革。

改革不成，那就只能把改去掉加个命了。

大顺和满清不一样。

反对满人当皇帝、还我汉人山河，这种经，对满清是有力量的。但即便这样，满清暴毙的前提，也是瞎鸡儿改革，甚至胆大到把科举给停了。

在大顺，念不了在满清末期能念的、不涉及到所有制和生产资料等问题的经。那么，在大顺，即便念经，也就不得不涉及到土地所有权、均田、限田等一系列涉及到生产制度、所有制等问题的经。

而一旦不能念过于抽象的经，而要念具体物质的经，那么肯定是要出大事的——实际上，包括念那些过于抽象的经，也得有物质隐藏在背后。比如北美分离，念得就是非常抽象的经，但具体操作的时候，可是直接抄了亲英派的家完成了土改。

而在大顺，因为根本就没有念抽象的经的条件，也就注定了哪怕是要念经，那这经一定是惊天动地的、最起码也得是儒家复古派的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的级别，直接动具体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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