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零二章 临别告诫（七）

　　所谓的旧框子，指的是大顺的私有制早已确立。

　　也指的大顺已有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之前为了实边迁民，鼓励商贾地主“带人”过去，带的人足够多、开垦的地足够多，是可以给类似助捐一样的官职的。

　　当然，也包括传统的均田、小农、人地、限田等等思想。

　　这些旧框架下，在内部，实际上已经到头了；但是在边疆区、新的殖民地，是可以做许多事的。

　　要注意，在此时，小农经济，尤其是在新大陆，小农经济并不落后、也并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相反恰恰是【垦殖殖民地繁荣的根本】。

　　这种繁荣要变成【垦殖殖民地的痼疾】，是另一个问题。

　　问题不在于小农经济在新大陆、边疆区是否到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

　　而在于，小农自身是无法完成这么大规模的迁徙的。

　　说的再明白点：

　　若是迁徙有虫洞，无成本。

　　那么，小农过去种地，也挺好的。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搞大土地所有制，反而会遏制生产力的发展——北美就是例子，早期的大土地售卖制，使得金融资本囤地买地，切成小块再赚差价，并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还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现实是，迁徙不是无成本的。

　　于是，这才需要引诱资本，作为一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

　　在这里，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可以是朝廷这个实体的国家机器。

　　但是，大顺的底子在这摆着、框架在这摆着，朝廷是无能的、废物的。一个之前这么大的统治范围、一年收两三千万两白银的中央的政府，这中央的税收效率几乎可以认定就是此时各集权国家的“下限”了——南边的暹罗，集权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岁入达到480万英镑，折合大约1600万两库平银；日本倒幕之后，工业还没影的时候，也收出来了8000万两库平银的岁入。

　　超低效的税收效率、几乎无管控的地方乡绅、士绅土地的占据等等这些，使得大顺朝廷自身，无力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

　　因为如果大顺朝廷自己想要做这个工具，那么就意味着必须对内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包括说，用上实学激进派的“均田仁政”，国家完全踢开地主、士绅等进行征税，这样才能掌握足够的力量，来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

　　大顺谁也没胆子在内部搞大动作，这是大顺这个封建王朝的本质所决定的。

　　故而在大顺自身无法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的时候，新时代需要有人出来唱主角。

　　只不过，唱法需要技巧，也即是说要以一种类似法国重农学派的方式，“名义上站在旧贵族、旧制度的身上，唱新时代的歌”。

　　在之前，刘钰大谈的“自由贸易”，是假自由贸易。这一点，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刘钰只是站在大顺自身的手工业优势和白银购买力优势上，用标准的重商主义和垄断本质，披上自由贸易的外衣。

　　所以，刘钰谈自由贸易，在大顺内部没啥影响。因为这压根就只“说了一半”，只说了国际贸易的部分，最终还是靠逆练老马的“以国家强力取得商业霸权”的路子——以国家强力取得商业霸权，真正懂的，都明白，这玩意儿再怎么圆，也圆不成自由贸易，这分明是明显的不能再明显的重商主义。

　　只不过，这是重商主义在大顺手工业发达和白银购买力这个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有别于欧洲的表现形式。

　　同样的，如果有人想要“继承”实学派，并且至少安全地、隐秘地继承下实学派。

　　那么也一样也得学类似的东西：披皮、包装、打扮。

　　而绝不是说，要直接开喷：封建贵族都是垃圾、地主都是废物、地主完全是实业资产阶级眼里的累赘等等。

　　做事，得有技巧。

　　虽然说，实际上，地主就是产业资本家眼里的累赘，这一点亚当·斯密已经毫不掩饰地指了出来。

　　但是，在大顺，或许民间可以这么说，但李欗这么说是不行的。因为他要这么说，那就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这明显是准备搞事情了嘛。

　　故而，在李欗流露出错愕之后，刘钰笑道：“殿下可知，如今天下舆论，所论最多者，是什么事？”

　　这个不是难题。

　　“如今天下所论最多的事，还是人地问题。”

　　刘钰又问：“如今比之三十年前，人地问题的讨论，有何区别？”

　　这个问题当然也不难。

　　“三四十年前，显学皆言：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如今显学，多言迁民、迁徙、垦殖。均田当为手段，迁民方为目的。尤其是一些从南大洋、扶桑等地垦殖的人回来之后，更是如此。”

　　刘钰又道：“那么殿下以为，殿下之前想的那些，天下竟无聪明人士，皆想不到吗？亦或者，殿下以为，才智过人，乃至于唯独殿下一人想得出这些办法。乃至于藏着掖着，以为日后若有一展拳脚的时候，一鸣惊人？”

　　说罢，刘钰大笑道：“殿下读书比我多，经典更是比我懂。但今日，我不谈经济、贸易、海军诸事，倒是想建议殿下读一读文忠公的《朋党论》。”

　　“啊？这……”

　　听到刘钰鉴于他读一读《朋党论》，这更是让李欗直接哑口无言。倒不是说他没读过，不说倒背，但张口就来肯定是没问题的。

　　见他憋了半天，刘钰又道：“既要写文章，自是要针砭时弊。针砭时弊，无非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发现问题好说。”

　　“分析问题……那就看怎么分析了。”

　　“怎么分析，又决定了该如何解决。”

　　“那么在发现问题上，殿下想想如今关于人地问题的讨论，和三四十年前关于人地问题的讨论。避开一些不要去谈的东西，那么这问题是啥，其实也是可以操控的。”

　　“江山社稷现在的问题在哪？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殿下之道，若不说出，谁又知道同还是不同呢？”

　　这些道理，李欗听得出，这都是场面话。

　　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这。

　　既不在大顺以后该怎么走。

　　也不在道不同不相为谋、寻找志同道合等等问题上。

　　这些场面话，说说也就罢了，类似的话，李欗也能说一堆。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在李欗听来，刘钰这到底是在逼他死，还是逼他做大事？还是说，觉得太子之前在湖北闹出来了点乐子，这意思是还要争一争？

　　更关键的，是刘钰为什么要让自己来著书立说？

　　如果真的是为了江山社稷，不计个人，似乎无疑刘钰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既为臣子，若是正常死了那也必是死后备极哀荣，而且本身他才是这些年变革真正的领头者。

　　之前李欗彻底死了心，源于他觉得，以刘钰为代表的“老保守派”们，肯定会尽可能支持朝政稳定，按部就班，而且还要把黄河修完、把印度消化、把扶桑垦殖等基础打好等等。

　　这些所谓的“老保守派”，指的是和刘钰同一批、并且在对外扩张中立下大功、封妻荫子、成为实学派风口期爬起来的、搁在三四十年前算激进派的那批人。

　　亦即指的是，差不多得了、该办的都办的差不多了、之后稳定为主，把该消化的消化了、该修的黄河修了的那批人。

　　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尤其是刘钰选择去修黄河、但现在又放弃最终完成最终的河道挖掘这个事，在李欗看来，则像是一种表态：给皇帝留下布置交接的空间，安稳过渡。

　　黄河的事，已然是水到渠成。

　　谁来主持完工，这些便可以给交接班提前安排人选，作为资历。

　　至少，李欗是这么认为的。

　　可现在听来，只怕并不是。

　　显然，对于修路问题、移民问题、垦殖问题等等，刘钰的态度显然不是“慢慢来、随它去”。

　　相反，之前的对话，足以看出，刘钰实际上对于修路、基建的事，极为激进。

　　很多想法，固然是李欗提出的。

　　但是，刘钰既没有在大方向上反对。

　　而且还在细节上，给出了激进无比的土地换资金、透支将来筹钱完成基建的思路。

　　甚至于还批了李欗，说他实际上仍旧没有把未来放在工商业上，而是依旧还是老一套想法。

　　等到刘钰建议让他著书立说、阐明扼要后，李欗几乎全程都是愕然震惊的心理状态。

　　这……这分明是说，要有人来当工商业的“总后台”，并且显然刘钰在为日后考虑，在选择一个他之后的工商业的总后台、司令部。

　　刘钰当然不是皇帝，所以不可能指定谁为太子，继承后来事。

　　刘钰当然也不是开府丞相，可以从下属中选一个，接替相权。他压根就没有相权，也根本不是，他只是皇权的附庸，他变法改革的权力不源于他，从始至终都是名不正言不顺，而是作为皇权的延伸来完成的。

　　皇帝以太子的方式，继承后来事，靠的是血缘。

　　刘钰此时却谈《朋党论》，那么似乎，他的继承方式，是要靠“理论”、“道”、“志”。

　　或者说，用此时比较接近的词汇，亦即实学派的“道统”。

　　谁来接实学派的“道统”？

　　错愕中，刘钰淡淡一笑，起身竟要作别，只道：“与殿下今日一论，所得颇多，心有所悟。回去之后，正好将这些之前并未谈及的道理，整理出来，不日将送来府上。”

　　李欗急忙相送，心知肚明。

　　既是之前并未谈及，那自然无人知是刘钰说的。

　　比之实学理论，李欗自知自己和刘钰相差颇多。

　　既是无人知晓这是刘钰说的，那么最后公之于众署谁的名，决定权便在自己手中。

　　什么时候发表，那另说。

　　但只要署下自己的名字，那便意味着，他把实学派的“道统”接了过去。

　　这东西不好接。

　　要么死。

　　要么将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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