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四三章 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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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此番巴达维亚之事,若无几十万西人银币,只恐巴达维亚的天朝遗民皆遭屠戮。正是,欲爱民、意仁政,非有钱不行。”
“巴达维亚之事,朕细细思索,或有人说,此皆总督暴行无道之故。可朕想来,若无这什么瓦尔克尼尔,换个砖尔克尼尔,这件事一样会发生。”
“此事,诸卿当引以为戒。为官有好、有坏。若是施政策令,好官去做,便人皆称赞;换了坏官就做,就人皆反叛……这策令倒还可以接受。”
“但若是这个策令实施之后,无论好官、坏官,任谁去都会造成百姓困顿、人皆反叛……那便是这策令本身有问题,”
“爱卿皆为国之栋梁,万万要时时劝谏,莫要出现这样的策令。”
刘钰深以为然,觉得皇帝居然还能朴素地总结出来偶然性、必然性?这倒是人才。
就巴达维亚那事,换个青天大老爷,也是一样的结果,甚至可能换个青天大老爷反倒可能会催化起义的产生。
青天大老爷只是个大老爷,终究没法解决波斯、加勒比、日本等诸多方向带来的蔗糖市场萎缩问题。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日不改自己的掠夺和垄断盈利的模式,巴达维亚的问题就一天无解。
指望荷兰东印度公司自己割自己的肉是不可能的了,那就只能靠外部力量去清洗一遍。
今日在这里的官员,未必都了解巴达维亚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对于皇帝说的这个意思,大致上也听明白了。
只是同样的话,同一个道理,会有诸多不同的解读。
几个人心想,陛下这是担忧日后的一些新兴产业,带来的一些不可控制、换个好官坏官都无法解决的事情?
还是说,皇帝只是伤古感今,借着今日之事,又说明末的局面以至换了谁似都无解的局面,不要在大顺发生?
揣摩上意一时间也揣摩不出什么,皇帝也只是说了这么半句,也没有继续再说这个事,便说了说关于往巴达维亚派人“监督荷兰人执行移民”的人选、律令等问题。
在场的大臣,并非是每个人都是核心决策层的,有些事一部分根本不知情,比如这一切都是为下南洋的准备。
知情的不说,不知情的也就以为皇帝真的只是关怀一下万里之外的天朝遗民,便各抒己见。
只是这各抒己见抒的让刘钰有些头疼,几个人完全是凭空想象南洋的事,说的那些话简直不着边际,根本不知道南洋是什么情况。
皇帝听了一阵,也是忍不住捏了捏鼻梁,心说指望这些人处置这些前所未有的新事,果然不成,至少暂时不成。
这说的都是些什么?
耐着性子听了一阵,终于受不了了,摆摆手道:“罢了……这是坐在家里瞎猜万里之外是什么样呢。诸位爱卿还是回去吧。”
说完,点了几个参与中枢核心机密的人留下。
剩下的人也不在意,心道术业有专攻,你问问我礼法、刑令,我自是比别人强。可陛下却问南洋的事,我等平日部里的事还都忙不过来,如何有心思再去琢磨南洋的事?
除非是圣人,否则哪有什么都懂的?就算是圣人,还不知道太阳到底中午大还是早上大哩。
腹诽两句,几人又想,天子要搞内外之别、要搞六政府加六政府之外的外交、海军等部,倒也不是没有道理。
六政府之内,可以互相交汇、换位,礼政府郎中干几年去户政府、或者是州牧干几年来做京官,这都没问题。
可要是让礼政府的人去管外交、让户政府的人去管海军,那着实就有些强人所难了。
等这几人告退之后,皇帝这才按捺不住之前的头疼,不由自主地摇头苦笑道:“天朝之内、天朝之外,截然不同。内外之事,实是应该分开。”
“这南洋,开打之前,仍在天朝之外;开打之后,便在天朝之内。”
“如今尚在外,还是要用枢密院、外交部的人去做这件事。朕本准备找些等着官缺的去历练历练,如今看来怕是不成。这日后再说吧。”
“如今罗刹人那边应也传来了消息,罗刹特使坐不住了,西北界约的事也算定了。鲸侯下西洋之事,已可成行。各项准备可都做好了?”
刘钰点点头道:“万事俱备,只差陛下内帑的钱了。巴达维亚的起事者要买军械……”
巴达维亚买军械的钱不多,在场的任谁一个,也都出得起。
最多三五万两银子,就算是清廉名声的,也不差这三五万两。
但这钱刘钰肯定是不能出的。大臣自己出钱资助起义军?这是准备将来做南洋王?
再者,巴达维亚的起义军,给皇帝留下的印象可不是怎么太好。
史世用实话实说,也自有皇帝另外派去的眼线实话实说,劝降时候说的那番“你李自成造反当得皇帝,我等如何不能在爪哇做一番大事”的话,让皇帝很是不爽。
对日一战,皇帝曾经给群臣说过三鉴,其一就是万万不可封建。
封建的后果,在对日一战中展示的淋漓尽致,各怀鬼胎、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取而代之……种种这些,都让皇帝定死了不封建的想法。
在皇帝眼里,南洋可以有朝贡国,但这朝贡国绝对不能是华人建立的。
他是天子,自认为是所有华人的君,可以允许马打蓝素丹国、文莱、苏禄等国朝贡,但不可能允许华人自己建国。
其实从明朝建国之初,强人皇帝就看到了南洋的好处。
朱元璋就说过:尝闻凡有中国利者,利尽南海,以今观之,若放通海道,纳诸番之微贡,以其来商市舶之所,官得其人,取合古征,则可比十卅之旷税。
刘钰说南洋获利,不下几个河南地税,李淦当然是相信的。
问题是,作为皇帝,他要考虑日后南洋怎么“取利”,以及南洋的统治模式。
明朝那一套,说白了,其实和荷兰做的差不多。
换了个皮,里子还是那个里子,简而言之两个字:垄断。
官方垄断,和贸易公司垄断,单就形式上,差距其实不大。
海禁加朝贡贸易,可以使得皇室垄断对外贸易。比如郑和下西洋,皇室想要得利,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禁海。
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海禁,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的“非公司船只不得过好望角,违者击沉,货物公司一半、王室一半”有本质的区别吗?
大明前期禁海,自己的大船纵横西洋带货;这和东印度公司的船纵横好望角以东,但私人的船敢越界,东印度公司直接击沉……无非是一个在岸上抓、一个在海上抓而已。
禁止私人出海,同时官方垄断贸易渠道,这就能够获得超额利润。不垄断,哪来的超额利润?
皇帝为了搂钱,一些做法其实也和东印度公司可谓殊途同归。看上去有差别,但思考一下本质,差毬不多。
荷兰人为了确保香料价格,一船船的香料往海里倒,确保稀少,卖上高价,这是市场调控物价。
郑和下西洋带回来了大量的胡椒、苏木。前期稀少,百斤二三十两;后来下西洋次数多了,降到百斤七八两,这也算是市场调控,供需关系。
成祖为了“卖上高价”,按照固定的价格,用胡椒、苏木折算钱,给官员发工资,强行高价。
这就类似于前些年奥斯坦德事件,茶叶价格暴跌,荷兰东印度公司分红的时候,不给钱,而是按照去年价格高涨时候的茶价,一个股东发两包茶叶,可以想象股东会作何想法。
下西洋被废,本身也是个很明显的利益冲突。
内帑、国库分开。造船下西洋的钱,国库出;回来之后的利润,归内帑。
这就类似于东印度公司募集股本的时候笑嘻嘻、分红的拜拜了您呐,要是这种模式都能持续下去,所有的经济学书籍都得撕了重写。
纯从经济角度去考虑郑和下西洋、大明帝国的贸易策略,就是“皇家南洋垄断公司”,靠和东印度公司差不多的“禁海”政策,获得超额利润和垄断权。
这就是为什么“东印度公司”模式无法适应大明或者大顺。
搞不好就搞成禁海倒是禁了、垄断没垄成。
海岸线太长,走私无法杜绝,皇家想搞贸易垄断的钱,只能选择便于垄断的方向。比如满清为了弄钱,弄出的十三行。
说一千道一万,都是为了一个字。
钱。
商人的钱,不是皇帝的钱,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大顺可以在日本搞垄断公司,因为日本自身锁国。大顺这边查一道、贸易公司半途查一道、日本自己锁国还能查一道,所以可以搞成垄断。
要感谢德川家的锁国政策。
松江贸易公司对日垄断,靠的是日本,而不是靠的大顺朝廷发的那张垄断令。
没有日本的锁国,垄断令算个屁,就日本锁国都有海商强闯马关海峡、往小仓走私的“武德”,朝廷的垄断令还不就是个屁。
而南洋,是没办法垄断的。
荷兰人那么牛,照样没法垄断,英国人、华人照样可以走私,照样可以绕开荷兰搞香料。
最终郑和下西洋的垄断模式被毁,也是因为江南商人们希望打破垄断。这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荷兰内部许多人反对其垄断权的原因,基本如出一辙。
李淦和刘钰讨论过这其中的区别,也一起谈过郑和下西洋的教训,最后得出了结论就是南洋是没办法垄断的。
但是,卡住巽他海峡、马六甲海峡,是可以维系对欧洲贸易的垄断的。
皇帝要拿的钱,不是南洋和大顺贸易的钱。
而是,与西洋贸易的钱。
大顺商人和南洋的贸易,爱怎么搞怎么搞,查查海盗、查查偷税就好,反正海岸线那么长,走私没法查,也收不到几个钱。
但,南洋的香料、大顺的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等,对西洋的出口,皇帝是要卡住口子垄断的,是要照着养得起海军,还能顺便往西域、鲸海移民的利润去琢磨的。
皇帝琢磨的,和刘钰琢磨的并不一样。
皇帝琢磨着,如果贸易公司能走出去,能借着和瑞典人的合作把货卖到欧洲去,那最好。
如果不能,那就拿下马六甲,在马六甲搞一口通商,靠垄断对欧贸易获得利润。
在马六甲关上门,将南洋作为大顺的后花园,彻底清除西洋人的势力,将西洋人的商馆都扔到马六甲去。要买香料、瓷器、生丝、茶叶等,就在马六甲买,别的地方别想。
而南洋那些小国,也只能和大顺贸易,但不是官方主导的,而是让利给商人,任他们自己玩去。
这种统治和盈利的想法之下,华人在南洋立国,就成为了一件不可容忍的事。
既然南洋作为后花园,那么类比安西都护府,可以有安西四镇、可以有西域小国,但却绝不能有汉人自己成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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