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０３２章 烦心事儿

赵昺听说三个后妃都怀孕了，并没有感到什么惊喜，更多的却是惊吓。想想自己今年才十六岁，在前世只是初中生的年纪，又娶了一帮豆蔻年华的少女，再过上段日子身后又跟着一群吱哇乱叫的‘小萝卜头儿’，这日子该怎么过啊？

        “官家，你是怎么啦？家中添丁皆是喜事呀！”苏岚看着小皇帝一脸黑线欲哭无泪的样子，与他人得知有后的欢心不已的模样完全不同，又给其斟上杯水道。

        “苏姐姐，朕没当过爹，也不知道如何当爹！”赵昺哭丧着脸道。他前世当了一辈子光棍，只有当儿子的经历，看人家当爹的份儿，今天就突然轮到自己当准爹了，让他一点准备都没有。

        “官家，这……有了孩子自然就会了！”这个问题苏岚同样没有办法回答，但是更觉陛下的问题好笑，憋着笑言道。

        “唉，一下子就三个，这真愁死了！”赵昺将杯中的水又一饮而尽道。

        “官家，这是喜事，宫中添丁，皇族开枝散叶，太后闻知后乐得合不上嘴，看到官家这个样子一定要训斥的。”苏岚又为皇帝斟上水道。

        “太后也是偏心眼儿，今天去请安，太后只留她们用早膳，却将朕打发回来了，到底是儿子重要，还是孙子重要呢？”赵昺又把水一口喝了下去，愤然地道。

        “官家肯定是误会了，太后留下皇后娘娘叙话，必是为了选秀之事，非是有意不留官家用膳。”苏岚看小皇帝把水当成了酒似的喝，这次便只给其斟了半杯道。

        “选秀？！”赵昺听了却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似的跳了起来大声道。

        “官家这又怎么啦？按照惯例宫中每年都会选进些秀女，放些人出去，现下几位娘娘都有孕了，更应该增加人侍奉官家。”苏岚笑着解释道。

        “后妃六人便足矣，不必在劳民伤财，扰乱民间了。”赵昺摆摆手言道。

        “皇后也曾对太后禀明官家的意思，却被太后驳斥。”苏岚替皇后说话道。

        “哦，此次她却是明事理的。”赵昺笑笑道。他明白皇后作为后宫之主，最忌讳的便是‘妒’，不能因为心存私念而坏了皇家繁衍的大事，所以即便心中极为不情愿，也要为皇帝丈夫张罗选秀充实后宫，否则就是未尽职责。

        “官家真是有趣，历朝历代皇帝后宫即便不是佳丽三千，也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官家却言六人足矣！”苏岚听了轻笑着道，抬头却发现陛下目不转睛的盯着自己，摸摸脸庞惊疑地说，“官家为何如此看着奴婢？”

        “朕在想为何受孕的不是姐姐呢？”赵昺歪歪脑袋，眼睛依然不离苏岚的脸庞问道。

        “那自然是奴婢没有福气了……”苏岚听了低下头，娇羞中又带失落地轻声道，手里的帕子已经被拧成了麻花。

        “朕晋封姐姐为嫔便是了，也省的太后操心啦！”赵昺笑嘻嘻地道。其本是自己宠幸的第一个女人，若是怀孕只需顺势加个封号即可。可事与愿违，其她几个人都有孕了，偏偏这边放了空枪，那他只好顺水推舟了。

        “官家……不要浑说！”苏岚脸色绯红地低声道，“奴婢也听闻太后有意从去年选进的宫人中迁转几人，但是奴婢风华已逝，没有那份福气了。”

        “太后是不是还想着抬下程家之女？”赵昺听了却是立刻心生警觉，皱皱眉问道。

        “程姑娘无论是家世，还是色艺皆是俱佳，官家为何对其心存芥蒂呢？”苏岚反问道。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长的不错，也颇有才艺，但是德性有亏，留在宫中必然会祸乱宫廷，今年定要将其放出宫去。”赵昺可不想玩儿什么宫心计，尤其这位主争强好胜，却又心胸狭隘，容不下她人。即便不会转迁，以其性格也可能会威胁到自己未出生孩子的性命，一劳永逸的除去隐患只能将其尽早逐出宫去。

        “官家，程姑娘若是被放出宫去，只怕也会被世人厌弃，孤老一生了。”苏岚却是心软了，心有不忍地道。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总比日后遗祸宫中，害死家人要好的多，至少还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赵昺毫不怜惜地道。不过他也知道随着小生命们的降生，宫中和谐的局面也许就将被打破，上演一幕幕兄弟阋墙的惨剧。想想真是心烦……

        虽然对喜从天降毫无准备，不过赵昺还是很快接受了。且他的精力又很快转到即将开始的征西上，他近日接连召见兵部官员，详细询问了粮草、器械、服装、军饷的准备，兵员士气等情况，又召江南西部制置使江钲入京，听取其意见，会同枢密司制定作战计划。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了解情况的只限于正、副相和尚书省、枢密院侍郎以上官员及相关职司主官，但是今天举行的有关西征的廷议中，他却与众臣出现了分歧。按照他的意思，此次征西的主将兼管军政，如此即便于加强统一指挥，也便于调度辖区物资。可他的意见却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连陈任翁和江璆都不例外，以为应由朝廷派遣大员坐镇指挥，统筹全局。

        此事让赵昺十分烦恼，他的观点是出于作战需要，但是众臣的出发点则是国家制度。其实双方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能顺利收复西川，只是操作上有分歧，可赵昺也难以说服对方。而在大战即将开始之际，上层却无法形成统一，使他焦虑又无奈。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是孔子删定《诗经》，保留先秦的一首民谣《北山》，不仅为后世所熟知，也是学者们借以佐证中国的政治“家天下”的传统。但是后世人们所不知的是在宋朝却有另一番解读，也成为大宋士人与君王共治天下的理论基础。

        在大宋的士大夫看来，对此句的误读是读书不求甚解之故。其实《北山》这首民谣所表达者，无关“家天下”与“财产权”，而是臣民在抱怨国王分配徭役的不公都是君王之事，为什么惟独我这么辛苦？即使抽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句来看，它所描述的也是井田制下的土地“保有权”状态，并不是说天下土地归王私有。

        且自战国以降、封建制解体以来，除了严格实行均田制的短暂时代，中国的土地制一直就是私有制，赵宋立国，“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更是谈不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换言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关于财产权归属的描述，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主权宣示。

        如此说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又确有“家天下”的味道，但宋朝学者有一番解释，又使其涵义发生了反转“盖王者无外，以天下为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财物之在海内，如在橐中，况于贡赋之入，何彼我之云哉？历观书传，自《禹贡》以来，未闻天子有私财者。”

        根据他们的阐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表示人民无私产，恰恰相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意味着天子无私财，而以天下为家。再推论下去既然天子富有四海、以天下为家，那么他便不得私敛财物，更不得挥霍无度。君主的日常用度，也非一家私事，而是公事，因此，需要接受政府的管制。

        另外太祖立国后，又以分权制衡建立起政治制度。顶层设计上为防范相权独大，威胁君权，宋朝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把最高行政机构分为中书门下与枢密院，把原属宰相的那部分军事权力划给了枢密院。其次，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防范宰相专擅。另外，增设三司总理全国财政，把财权也从宰相手里分割出去。

        在地方政权上，派遣文官主政州县，直接对皇帝负责，另设通判掣肘州府长官。在州府之上，派驻代表中央的路级机构，主要有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前三者分别主管一路的财赋、司法与赈济，同负监察一路州县官的职责。帅司专掌一路军事和治安。作为路级机构，四司既各专其职，又相互督察，这种互相牵制的权力结构，看似叠床架屋，却使任何地方大员都不能专权独断，更不可能出现类似藩镇割据那样尾大不掉的祸患。

        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形成了宋代特有的监督机制，为了防止兵权在握的武将擅权，甚至割据一方，除了采用‘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制外，往往在出兵时会遣大员或是皇帝宦官监军。在这种制度下，领兵的将领往往要看监军的脸色形势，不仅被束缚住手脚，还会延误战机，甚至影响整个战争的走势。这种血的教训在宋朝屡见不鲜，以致出现童贯这个宦官领兵作战的奇事，北宋的灭亡与这种体制不无关系。

        但是赵昺却无法驳倒众臣，在南宋末的襄樊之战中正是因为吕氏兄弟的背叛才导致两淮失守，终于导致亡国。而在他们看来根本原因就是朝廷对吕文德的信任，没有依照祖制遣重臣坐镇两淮，才导致其在失去监察的情况下，欺上瞒下，不断做大，以致朝廷对其失去控制，导致了整个抗蒙战争的失败。

        西川的地理位置同样重要，而重庆则扼住长江通往中下游的水路，向西可以取川蜀。众臣们以为在夺取重庆后，领兵的将领一旦有了叛心，只要控制了长江水道就可以阻挡平叛大军，向西则能占据四川，从而脱离朝廷，称王于川蜀。

        当下意见相左的双方陷入了僵局，可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数万军兵整装待发。赵昺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这次机会，但僵持下去就会错过战机，而妥协他又难以接受。正在他苦思之际，王德进来称应节严和刘黻两位知事请求觐见，说是编敕初稿已经完成，请陛下御览审核。

        赵昺听了会心一笑，他知道俩老头儿也定是为此事而来，毕竟僵持下去会导致矛盾的激化，这也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才假借奉书之名前来商讨，寻求解决的方法，他当然是有请了。可没想到的是，俩老头儿还真的带来一摞书稿，他此刻哪里有心思细读，便随口让他们讲解叙述。

        两人相视一笑，似并不以此为杵，由刘黻先行解说，而赵昺只能如从前一般坐下听讲。其先从中国历代政治体制严格开始讲起，这就相当于本书的前言。本质上中国古代的行政体制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国家的行政机构是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地方行政机构郡、县二级都是中央在地方的派出机构，不是地方自行产生的自治机构。

        在帝王制度下，如何使一个如此庞大的官僚机器能有效地运行，从春秋战国起，便成为一个摆在中国思想家面前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中国监察制度的背景和起源，便是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官僚制成型以后，如何调控这个庞大官僚机器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是偏重于伦理观念，强调以礼治国，通过礼仪制度来确定人与人之间从家庭到国家及整个社会的等级秩序。

        但这一套庞大的官僚机器自上而下如何运转，专靠礼仪制度那就显得不足了，它需要法令来统一国家各级官僚机构执行相应的政策，如何保证各级机构的官吏真正履行中央规定的政策和法令，那就把监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是三个层次君、臣、民。其中的君，代表决策系统。臣，作为官僚机构的运行者，代表行政系统。民，是代表广大受统治管理的民众。这三者的关系，是君王通过官吏来管理民众，以使整个社会生活得以有效运行，故其行政管理结构是君管臣，臣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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