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请愿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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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对袁世凯是不放心的,袁世凯回原籍时,步军统领衙门曾派袁得亮护送,其实是监视袁世凯。
肃亲王善耆也派了些密探,在暗中盯着袁世凯地一举一动,袁世凯对此当然心中有数。
开始为了避开嫌疑,他在家里闭门不出。有当地官员来探视,他一方面毕恭毕敬,一方面闭口不谈国事。还无病**地总是说自己的足疾有多严重,身体多病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付悲悲切切、絮絮叨叨的市井小民的模样。
对袁得亮则是特别地恭敬,常常找各种借口重礼相送。
因为都姓袁,袁得亮也很快成了袁世凯的本家。
这本就是个贪财好利之徒,加之袁世凯也真没有什么不轨行为。
每个月向步军统领衙门写的报告,最后都是袁世凯的幕僚代劳。
或许是清廷真的对袁世凯放心了,或许是他们已经没有精力管袁世凯的事。这个曾经叱诧风云的人物,似乎渐渐被人们淡忘了,这正是袁世凯求之不得的。
没有了袁世凯,清廷这个又老又破的机器,还在艰难地运转着。
主事的摄政王,二十几岁的小青年载沣,正焦头烂额。
从对袁世凯处置中,应该能看出,这是个有心机,能忍耐,也是能够识大体的人。
他接管朝政后,在摄政王的岗位上,可谓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是一直在兢兢业业的做事。
公道地说,无论是个人的才干,还是在勤政方面,比起他的那些有作为的前辈君王,并不逊色。
只是生不逢时,比如一部车已经马上就瘫痪了,司机的驾驶技术再好,又何济于事呢?
对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医术再高明的郎中又能有什么回天之术?
一个人有再大本事,如何能够扭转乾坤。
这个时候被开缺,对袁世凯来说,应该是他的幸运。
因为他离开后,清廷的统治就陷入了一个接一个的危机。
有人说如果袁世凯在位,清廷就可以化解这些危机,其实未必。
因为,袁世凯不是超人,他如果继续在位,恐怕也只能是和所有在位的人一起受罪而已。甚至很难再有后来的,东山再起机会了。
袁世凯离开政坛不久,就暴发了大规模的立宪请愿活动。
载沣摄政之初,就承诺立宪将按着既定的政策继续进行。
他没有食言,一九零九年一月十八日,清廷颁布了城镇乡自治章程。一九零九年十月十四日,全国二十一个省,除新疆之外,都完成了咨议局地选举。、
各省的咨议局一产生,就显示了极大的生命力。议员们积极的参政议政,不但监督制约着政.府的权力,也促进和完善着政.府的施政。
上上下下,积极性都很高,特别是士绅阶层,成为立宪最积极和热心的群体。这也不奇怪,这些人已经是这个社会最为活跃的阶层,立宪本就是这个新兴的阶级的政治诉求。
是的,立宪在继续,但广大的士绅和民众对原定的准备立宪时间,不满意了。九年时间太长了,大家等不得了,纷纷要求加快进度。
张謇,不错,就是袁世凯的那位老师,他一直热衷于立宪。我们记得,当年提议立宪时,老成持重的张之洞曾托他征求袁世凯的意见。
袁世凯在朝鲜时两人因张謇那封信已绝交多年,但为国家、为立宪大局,张謇放下了个人恩怨,主动给袁世凯写过一封信。
现在,张謇已经成了立宪请愿活动的领袖。
从一九零七年秋天起,各地立宪派便纷纷上书清廷,要求速开国会。而在一九零九年十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咨议局,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
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联络,各省代表于十二月十八日陆续抵达上海,开会商议请愿速开国会之事。
在张謇的策划联络下,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中旬,十六个省的咨议局的代表,在上海成立联合会。
联合各省的督抚和咨议局,要求中.央政.府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
他们組织了三十三人国会请愿团进京请愿。名为“咨议局请愿联合会”,请愿书出自状元张謇之手。
主要的要求是:一九一一年召集国会,在此之前应设“大政咨询”,并召开临时国会,从速组织责任内阁。
请愿完全是和平的方式。
都察院的大人们对此类干涉朝政的帖子向来十分反感,因而没有为他们代奏。代表们失望之余,便开始利用各种关系遍谒朝臣,寻求支持。
他们首先去求见的是首席军机奕劻和其他军机大臣。
奕劻一向圆滑,他对请愿代表说:“我亦国民一分子,自必帮忙”,那桐也表示赞成。
在经过他们的争取后,鹿传霖和戴鸿慈也表示理解。但在访问一些皇族亲贵的时候,肃亲王善耆、贝子溥伦和镇国公载泽则避而不见。而贝勒载涛和毓朗则表示将“竭力相助”,总算是让代表们感到些许安慰。
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纷纷致电清廷,请求“俯从舆论,速开国会”。随后,御史江春霖(也是资政院议员)特意上折“奏请缩短国会年限”。不仅如此,连旗民也加入请愿队伍,他们“公推代表,赴都察院呈请代奏速开国会”。在这种情况下,都察院只好将这些请愿书一同上奏。
尽管经过一番很大的波折,请愿书还是送达到了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手中。
清廷在对请愿书答复的谕令中,对代表的爱国热情表示赞赏,对各地表现出的立宪积极性给予了充分地肯定。
但是,要求大家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做什么事都不能过急,所谓欲速则不达。九年立宪既然是已经定下来的大政方针,还是不要改变为好。客客气气的拒绝了这一次地请愿要求。
请愿团的目的虽然没有达成,但能看出新一届的清政.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在克服慈禧太后当政时期的固执和傲慢。至少已经能够有个平和的姿态,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了,这个进步还是应当肯定的;尽管完全是在敷衍。
回想一下当年的公车上书,请愿书根本就没交到皇帝的手中,那么多人发出的声音,清廷根本不当回事。
遭到拒绝的咨议局的代表不甘心,也没有放弃。对于这个结果,各省请愿代表们并不感动吃惊。如果请愿一次就能成功,那就不叫中国的朝廷了。
于是,他们经过商议后,决定再次发动请愿。而且要扩大请愿代表的范围,并广泛征集请愿签名,以壮声势。
同时,请愿代表们还制定了章程并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北京设立总部,各省各埠设立支部,隐然已有政党之雏形。
一九一零年六月初,经过“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努力,各省代表们再度进京,发动第二次请愿。
这次请愿代表扩大到一百五十人,除了各省谘议局议院外,还包括了各省商会、学会及华侨代表等。而且,令人鼓舞的是,这次请愿还征集到三十万人的签名,其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
进京请愿代表再次来到都察院,呈递了十份请愿书。虽然十份请愿书各有侧重不同,但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速开国会才是弭乱救亡之策”。请愿代表们还警告说,如果不速开国会,“汉唐元明末造之祸,必将复见于今日”,与其等“大难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惨,何不及今力持大体,俯顺民情,速开国会,以弭乱于无形乎?”
这次都察院没有为难,而是立刻代奏朝廷。
请愿书上去后,朝中大臣开始分化,有人力主“严旨震吓”,以免代表们“哓哓不休”;有人则认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积,须婉言对付,免生枝节”。据说载沣看到请求立宪的签名者已经有三十万之多时,也曾忍不住拍案大呼:“人民请愿如此之多,倘再不准,未免大失民心!”
但是,这些大员们讨论下来,觉得还是不能轻易服软;万一这先例一开,以后这些老百姓都群起效尤,朝廷的威严何在?岂不是留下极大的麻烦。
于是,六月二十一日下发谕诏,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由,坚持“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会”。
这一次的拒绝态度强硬,明确提出“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很遗憾,这个政.府毕竟还没有学会如何正确面对,人民日益增强的民主意识,如何倾听发自民众地呼声,更谈不上正确对待民众的请愿活动。
第二次请愿失败后,代表仍未气馁,他们通电各省:“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乃至十续,或可有望成功。”于是,他们便展开了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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