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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4章 瀛台“楚囚”


  黎元洪到北京后,立刻便有袁、黎联姻的传说,事实上这不是传说而是真的。袁世凯是不待婚礼举行,就赶着喊黎亲家。  
两家商讨这桩婚姻时还有一段插曲,双方都想做男家,害得奉命做媒人的汤化龙忙得两头吃夹棍,最后让步的是弱者一方的黎元洪。
袁世凯把第七和第十子的生辰八字(均九岁),和两人在校的成绩单给黎看,要黎从中挑一个。
黎元洪征求太太意见。他的太太吴敬君很在乎嫡庶身份,问:“这两个孩子哪个是大太太生的?哪个是姨太太生的?”
黎告以都是姨太太生的,吴敬君立即变色说:“那不成,我家女儿都是我所生的,不能嫁给姨太太生的儿子。”
已经答应的事不能出尔反尔,黎元洪这时已身不由己,苦苦哀求太太,才算把这亲事搞定。最后是袁的九子克玖和黎的次女绍芳成就了这十足的政治联姻。
订婚时,黎赠女婿礼帽一顶,大礼服一袭;袁赠儿媳金手饰数件。
后来黎家女儿做了袁家媳妇后,一直郁郁寡欢,竟患了神经病。终身不愈,成为了政治婚姻的牺牲品。
黎元洪初抵北京时,袁世凯每次吃饭总尽可能要请“亲家”来共食。
在一个寒冷的大雪天,袁身上披着浙江都督朱瑞花了七千五百元的高价买来“进贡”的皮大氅,黎随口说了一句:“这件东西真名贵。”袁立刻解了下来赠送亲家。
黎虽推谢,袁却坚持要送。
袁对黎真可谓做到了完全彻底地“解衣推食”!
不久袁世凯正式下令,准兼领湖北都督黎元洪辞免都督本官。
段祺瑞是袁世凯身边重要的帮手,不能长期放在外面。
按照袁关于湖北都督人事安排的预想,本是要定给他的干殿下段芝贵的。因为调黎入京很难,才让段祺瑞出马。现黎已入京并辞职,障碍已除,袁世凯便于民国三年二月一日调段祺瑞回京陆军总长任上,派段芝贵为湖北都督。
段祺瑞在湖北虽只两个多月,但却圆满地完成了袁世凯给其的清除黎元洪在湖北势力的任务。大刀阔斧地把湖北军遣散,把北洋军调入湖北,从此湖北便成为北洋军的一统天下。
当段祺瑞返回北京和黎元洪相见时,不像袁对黎那么虚伪,而是满脸倨傲之色。他的等级观念很强,觉得自己在清末曾做到署理湖广总督,当时黎不过是湖北一个协统。
至于辛亥革命,他已确信黎是从床下面被拉出来充数的,根本算不上什么革命功勋,所谓盛名之下其实不符。他比谁都清楚,此时的黎不过是袁的政治俘虏,自然就更不把黎放在眼里。
而黎元洪毕竟是被段祺瑞逼出老窝的,迁怒与人而对段耿耿于怀也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黎段之间的这段关系,为日后留下了诸多隐患。
黎元洪在北京,实在不愿意以安乐公自居,很想借一个题目离开北京,以便恢复自由生活。曾经一再表示,愿以“答谢各国承认民国专使”名义周游列国,袁怕他一去不复返,就用拖延手段来搪塞,不作肯定地答复。
黎既然行不得,也只好在北京瀛台做他的副总统兼参谋总长。而他这个副总统因为没有分管工作,和袁世凯一样抓全面,实是什么也不让管;参谋总长实际上也是由参谋次长陈宦代行,也没他什么事。
黎在北京初期的生活,简直就是幽居,外间鲜有知者。民国三年一月,北京一位名记者黄远庸曾写过一篇访问记,对黎当时的生活有细致的描绘:
“黎副总统到京时,适记者南行,今记者既到京,则吾曹新闻记者对此德望并隆中外钦仰之伟人,不能不表示一番敬意。因以国会议员湖北某君之介绍,偕某某两君约见,黎公快然允许,约以初十日午前十一时许往谒,并约予以赐食之光荣。以吾曹藐然与公无素,而阔达优礼如此,足见公之平民主义也。
“是早某君约予等同往新华门,入总统府,以先有约,故司阍处(即由大总统之司阍处传达)即命余乘冰船赴副总统所居之瀛台,不须更入门外之招待室候命矣。
“海子中之积冰,已层叠深固,故向日之以舟行者,今以冰船行矣。船形如轿,最多可容六人,船夫着毛革之鞋行于冰上,从后推转,故极迅疾,瞬息已抵瀛台矣。
“入门则兵卫三五而立,稍进即有与此介绍某君操鄂音道寒暄者。余前此闻黎公在鄂时,守卫已尽易北方军官,足知不尽确。余等所入之客房,榜曰副总统办公处,即前之景星殿。此处一为秘书室,一为副官处,其对过即庆云殿,则饰以洋式陈设,右为应接之洋室,左为大餐间,即副总统赐余等以午餐之处也。
秘书室伏几而办事者有二三人,皆朴素无华。副官长为少将唐君在寅,则竹布之衣,谦光可挹。唐君盖始终随侍副总统,在鄂时固不常出门,到京后绝对未出大门一步者也。
“副总统之眷属及厨役乃至马车御者,皆已偕来,惟其左右之领有徽志得以随时出入总统府者只六人。余辈出入,皆须随时传达或许可,足见黎公约束之严矣。
“庆云殿中陈设稍新,景星殿则普通木器数事,足供起坐而已。其中间为副总统每日会客之厅,余所见二殿中前清南书房供奉之墨迹依然陈列,皆光绪时全忠恒勋徐会沣所书,长额大字皆录《诗经》、《书经》中成语之关系为君之要道者,字尤板滞无味。某君谓做皇帝最苦,连行书都看不见,可谓确切。余意今日何复更须此等物事,宜并置之高阁而稍易以美术的陈设也。殿外置有轿子一顶,盖即清制所谓二人肩舆者,凡副总统往谒大总统或大总统来访副总统,均坐此等制度之轿。实则二公所居相距至多不过二百步矣。
“余等在殿中候命,而是日适值段芝贵自南返京,即日来谒总统及副总统,坐谈极久,候段氏出,则更会客二班,毕后已十二时,故副总统不于常座见余等,即命余等在庆云殿中之应接室接见。入殿后副总统即入,余等行严肃之一鞠躬礼后,依次入座,副总统略询数语,即命入对过之大餐间会食会。副总统之丰采,读吾通信者,想已面接或已见其写实,固不烦余之叙述。余一言足慰读者,则公之丰采健硕,绝无风尘之色,而一种严肃和蔼之气,自是令余等生畏悦之容者也。
“餐座中并副总统共五人,二客系鄂人,中有一客乃从湖北新来者,余与某君则非鄂人。余首问副总统前此何时曾来京?公答尚系光绪三十四年。余问亦常住过北京否?公答首尾不到一个月。故公之语言,乃纯然湖北口音也。座中所谈,以湖北事为多,公询自湖北新来之某君以都督府近状,以军队近情,而尤以个人消息为多。凡称其人,必称其号,不称其名,并荷关念其人有无饭吃。余以知公之深于情也。公语及裁兵退伍事,云我们总要给人家一条路走,故我前此于所裁之人予以退伍金,自二千元不等,以其有此款,或耕田,或做小买卖,不致他变也。
“公又语及某事,有一名言,谓总不可以激烈对待暴乱。他们本来暴乱,若以激烈(意同操切)待之,则必闹出事来。余证之公起义后在湖北之行事,此寥寥数语,盖足以尽其精神也。至其所语何事,则吾辈秉新闻记者之德义,当然不能泄露也。座客询及章太炎近状,请公设法保全者,公答必可无事,因大总统亦雅意保全之也。惟彼前日来府,穿大毛衣,执一羽扇,挂起勋章,见人就丢茶碗打人,如此难怕不闹出事来。送往各处,各处皆不肯收,故暂送拱卫军之教练处招待。刚才我(黎公自谓)与×××商量,叫他们务必请他夫人来京伴住,令有一种慰藉,或不至生他变,那怕盘费都由我出亦可。某君答其夫人甚有学问,前此有家信来,太炎不忍阅看,谓看后恐消磨其与人家拼命之心。黎公答所以我们必须请夫人来伴居。总统是必给他日用的,若到他处去,这一宗常年的款何处去出云云。足见公之笃于待士也。
“余于此一席中,更得悉公之不吸烟,不饮酒,座客皆饮白水一杯而已。鄂中某君语我曰:公自奉既薄,固以推爱及客,在鄂时开茶会,常以中国自制八角一瓶之勃兰地酒供客,客有不堪引满而罢去者。座上水果,往往窳苦不可食。余等是日虽饱德无穷,然公之俭薄,固有可以证明之资料也。会食既毕,承启官报陈次长来谒,即参谋次长陈宦是也。余等乃谨兴辞而出。闻之人云:公到京后,亦已不甚闻问参谋部事。惟陈次长常往禀承而已。余归后,有某君问余以谒见黎公后之所感,余方嗫嚅无以形容,某君即谓其天真照人处最为可慕。余不觉点首。呜呼,神圣哉,优美哉,此天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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