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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4章 知难而上


  如今的北京大学,简称“北大”,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位列“双一流”、“211工程”、“985工程”,入选“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为九校联盟、松联盟、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京港大学联盟、亚洲大学联盟、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全球大学校长论坛、21世纪学术联盟、东亚四大学论坛、国际公立大学论坛、中俄综合性大学联盟成员。
北大拥有31个国家级研究机构、93个省部级研究机构和19个校地校企共建机构。
北有清华北大,南有复旦交大,在当下中国,一个考生能考上北大,虽然比不上古时候中状元,但肯定不比中举差。
在回顾蔡元培任校长之前的北京大学的历史,不能不谈到二个人,其一是何燏时,其二是胡仁源。
何燏时(1878年-1961年),字燮侯,浙江省诸暨县人。
1898年清政府选派学生留日,何燏时以优异成绩入选。到日本后,他先进预备学校学日语,1899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1902年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采矿冶金系,1905年7月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他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规大学毕业第一人。
1906年春,何燏时自日本回国,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同年冬调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1907年他奉命到日本考察大学制度,筹划图书设备及建筑事宜,历时数月,返国后就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即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
他性格刚毅,行事果决,一扫旧日官场拖沓之风,在其主持下,1909年建成京师大学堂德胜门外新校舍,1910年2月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经、法政、文、格致(理科)、工、农、商等7科,由此初具大学规模。
1913年秋天,教育部为减省经费,几次要停办北京大学,欲将之并入天津北洋大学,遭到何燏时及全校师生反对。
何为此给大总统呈文,曰:“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唯此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要遽行停止。”
由于何燏时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准备裁并北大的企图被打消。虽然不久,他因与当时的教育总长发生龃龉,并不满袁世凯独裁而辞职。
何燏时任职京师大学堂和出掌北大时,正值北大逐步走向正规大学的关键时期,学科的设置,校舍的兴建,经费的筹集,风纪的整顿,学制的改革,学校的保全,“何皆与有力焉”。他且又以校长之力,延揽许多人才到北大任教。据沈尹默回忆,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及他自己,皆由何延揽入北大。
这是个极有民族气节的人,1932年伪满政府成立,其旧友郑孝胥、罗振玉欲推举其出任伪教育部长,为他坚决拒绝。
抗日战争时期他因积极抗日,被推举为浙东游击区人民代表,两次参加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5年1月,在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参议会副议长。
新中国成立后,何燏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
胡仁源(1883-1942)字次珊,号仲毅,浙江吴兴人。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入南洋公学特班,后留学日本,毕业于仙台第二高等学校。此后留学英国学习造船,毕业于推尔蒙大学。
回国后历任江南造船厂总工程师、京师大学堂教员、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工科学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校长。
离开北京大学之后,  曾任贾德耀内阁教育部总长,后于1926年3月接替茅以升担任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卸任后任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此外,他还编写了《中等应用力学》《机械工学教科书》,翻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萧伯纳的《圣女贞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卢良恕就是胡仁源先生的外孙。
1913年11月,胡仁源(1883—1942)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后正式担任校长。胡仁源本人科举及第后,曾进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学习,随后留学日、德等国。一般认为胡仁源的教育思想较为守旧。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所聘请的一些教授,多系清末遗老和士大夫,如辜鸿铭、刘师培、姚仲实、陈石遗、黄季刚等人。
1917年入读北大,后曾任民国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有一段评价:“等到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国立北京大学,最初一些做过初期校长的人,对于这个学校,也没有什么改革,到了袁世凯时代,由胡仁源代理校长,胡仁源为人,一切都是不足道,但是听说当时不曾列名于筹安会,上劝进表,倒也算是庸中佼佼者。”
也就是说,罗家伦对蔡元培入主北大前的几任校长都评价很一般,只对胡仁源拒绝拥戴袁世凯称帝一事很为称道。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策动军阀官僚和御用文人们拼凑各种各样的请愿团体,上书国会要求改变国体,拥戴他当皇帝。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和教授也成为他竭力拉拢和收买的对象。他先封胡仁源为“中大夫”,又授给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章”。接着他的儿子袁克定“就使人说仁源率大学诸教授劝进”,但遭到胡仁源和北大教授们的严词拒绝。
“仁源本诸教授之意持不可,谢使者。大学遂独未从贼。”面对权势不为所动,坚守道义,体现了胡仁源的风格气节。
胡仁源对北大也进行了一些整顿工作和一系列规划,对本科和预科分别进行调整充实,陆续引进了一批国外留学归来的中青年学者来校任教,尤其在1913—1915年,陆续聘任了一批留日归国、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如马裕藻、朱希祖、黄侃、沈兼士、马叙伦等人到北大文科任教。这些学者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见称,这种学风以后逐渐成为北大文史科教学与科研中的主流。
1915年11月,胡仁源根据蔡元培主持定制的《大学令》,设北大首届评议会,聘请陈介石、辜鸿铭、冯祖荀、俞同奎、陶孟和等为评议员,议决校政“大事”。胡仁源的此制度与后来蔡元培改革时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胡仁源是将此制度付诸实践的第一人。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红楼”,就始建于1916年6月胡仁源校长在任期间。
但是,这样一所伟大的学校,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在1916年底,蔡元培到任之前,却远非后来那个享誉学界乃至全中国的最高思想和学术的殿堂,而更像一个藏污纳垢之所。
尽管这时已经是民国五年了,但北大校园还远远不像一个现代大学,甚至不像一个学术机构,很多方面更像是一个衙门,仍保留着前清京师大学堂的规矩。校工见了学校里的“大学生”要称“老爷”,而校工的身份则是“听差”。学生有事找校长,要像下级对待上级官长那样写“呈文”,而校长则把自己的“手谕”写在布告牌上。
学生的来源,多是官僚或富家子弟,来这里就读,不是为了求学问,而是当做“镀金”,为将来在政府里谋取官位积累资本。上课之余,这些学生带着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以至于在民国初年,北京地面上流行着“两院一堂”之说。说的是,出入于当时北京著名的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中的,多是参众两院的议员,再就是来自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老爷”。
多数友人是不赞成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的,怕因“北大腐败,颓风难挽,整顿不成,徒毁名誉”。但也有少数人主张,“不妨前往一试,即令失败,亦已尽力”。
蔡元培既是应召而回,总不能忘难而却步,因此,后一种意见还是很合他的心意。一定能把北大搞好吗?蔡元培当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总得做过了才能知道,至于“徒毁名誉”之说,他是置之度外的。
如他自己在和范源濂、沈步洲反复研商后所说:“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  
他在此时写给汪精卫的信中,也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
原来这位笃信“教育救国”的理想主义者,所以在犹豫是不是就任北大校长,考虑的不是“徒毁名誉”,而是不想因为做官而有误于教育事业。
1917年1月4日,严冬的北京,北京大学的大门口,校工们列好了队站在道上静静等着。过来了一辆马车停在大门口,门帘掀开后,下来了一个戴眼镜的瘦瘦的儒雅中年人,沉静地走到了大家面前。
这就是他们的新校长蔡元培。
校工们马上齐刷刷地鞠躬致敬。谁也没想到,这位校长大人马上也脱下头上的礼帽,郑重地向校工们深深地回鞠一躬。这突如其来的动作,简直让大家又是错愕,又是受宠若惊。
如前所说,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本身充满了官气,而且官本位的劣习一样不拉。也难怪校工们对校长这个大学衙门里“最大的官”给他们这些听差回礼要感到错愕了。
此后蔡元培每天出入校门,当校卫向他行礼时,他照样脱帽鞠躬。
这一“脱帽鞠躬”的寻常举动,给北大带来的却是强劲的震撼,如阵阵春风,在北大的校园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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