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5章 胡适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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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为胡适在“中研院”所在地,台北南港建造了房子。所需费用除蒋介石一本书的稿酬外,“中研院”报请“行政院”批准,由“中研院”追加预算20万元。该建筑系一栋平式小洋房,占地50坪,有书房一间、客厅连餐厅一间、卧室两间、客房一间,此外还有厨房、配餐室及佣人的小房间。总的面积并不大,但环境很幽静,适宜胡适读书做学问。
结束了在异国他乡的漂泊,回到了祖国,有显赫的职位,有很不错的收入,胡适应该可以安享晚年了吧!
在不知内情者看来,这个时候的胡适可谓是顺风顺水。1959年初,胡适所拟定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正式通过,并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这年7月,胡适接受夏威夷大学赠送的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获得的35个荣誉学位的最后一个。1961年10月,夫人江冬秀终于告别了纽约的牌友,回到台湾,家人团聚。
但是,胡适在台湾这最后几年的生活路程,走的却是举步维艰。
首先是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他本是有心脏病的人。在台湾的几年间,先后四次住进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每次都是心脏病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自然是老年人所难免的;但若干不快意的事件和环境,往往是他旧病一次接一次复发的直接根由,又往往引起病情的恶化,所谓恶性循环。
其次是他的经济状况,也并不乐观,连一次一次进医院的医药费都感觉困难。医师每次都说他需要在医院多住几天,他的朋友也劝他,而他自己总是坚持提早几天出院。虽然总是把忙挂在嘴上,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是经济条件不允许。
胡适本没什么积蓄,但又出手大方。
夫人江冬秀说:“适之资助穷书生,开支票像百万富翁一样,‘装’得像个慈善家,待我却如‘穷措大’。”她这里的所谓“穷措大”,指的是既贫寒又酸气的书生。
说到胡适的晚年的经济状况,人们常说的话是“人怕老来穷”,由此不难想见胡适晚境的凄凉。
而最让胡适感到困扰和难堪的,是社会上牵涉到他的许多风风雨雨的事件。
最先的一件,是《胡适与国运》。胡适回到台湾不久,即有人送给他一本《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
《胡适与国运》共收五篇文章。其一《胡适的领袖欲》,作者署名诸心。其二《敬以“无为”为胡适之先生寿》,作者署名李博爱。其三《拜伦哀希腊诗的汉译》,作者署名王爱维。其四《请看空前的胡博士和我怎样佩服他的理由》,作者署名朱光汉。其五是对胡适的《吴虞文录序》的批评。
该书借“学术研究”之名,对胡适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说什么“理想的胡说的领袖=无智+无能+无为+外国大学生=胡适”。攻击胡适当年倡导打倒孔家店,是“攻破民族精神堡垒”,说胡适当年反孔反文言文,把大陆的人心搞乱,为共产党铺路,因而使得国民党丢失了大陆。甚至建议把胡适“空投”到大陆,去“祸害”大陆人民。
因为是地下出版物,据中央社1958年4月6日专电:“台湾省警务处今日采取行动,开始彻查一本攻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博士的匿名刊物真相。警务处现已通令全省各警察机关及刑警总队,对该项书名《胡适与国运》的刊物的出版处所,印刷厂家及出版时地,发行人等,迅速彻底查明。”
隔日续电:已由警方查明,作者系台湾大学教授徐子明(江苏宜兴人,现年七十一岁,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毕业),与国防医学院教授李焕燊(广东阳江人,现年五十一岁,德国汉堡大学医科毕业)。
这种类似于街头骂街的东西,根本不值一驳,但是却很恶心人。而诡异的是,台湾当局明令查禁小册子,而小册子却大量公开出售。
1959至1960年间,胡适又被卷进了总统连任问题的政治漩涡之中。(对此,笔者在后文中将详加讲诉)
最让胡适烦心的事,是他卷入了“自由中国”事件。
《自由中国》半月刊1949年11月20日创刊于台北。胡适在从中国大陆逃往美国的途中,应志同道合者的要求写了一篇发刊词,题为《〈自由中国〉的宗旨》。初期曾一度担任《自由中国》杂志的发行人。
《自由中国》杂志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喉舌,反映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意愿,表达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呼声,鼓吹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纲领。而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灵魂与领袖,所以由他来阐明刊物宗旨和做发行人,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以后胡适主动辞去《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这一职务改由他的好友雷震担任。
这一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反.共立场是十分明确的。这些人又十分崇拜美国的民主制度,认为“反.共”事业在中国大陆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蒋介石未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雷震就对时政多有批评,他主张国民党应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实行党政分开和军队国家化,开放言禁。这样就触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1960年9月,蒋介石趁胡适赴美期间。亲自布置了抓捕《自由中国》总编雷震。
雷震(1897年6月25日—1979年3月7日),男,汉族,字儆寰,出生于浙江长兴,祖籍河南省罗山县周党镇雷畈村,中华民国时期政治家、政论家和出版家。1916年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留学,1917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26年回到中国,曾任中学校长,随即转任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为王世杰之部属,1932年担任中国国民党南京党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1934年7月起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总务司司长。
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和提拔。
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汪精卫为参议会议长,雷震为议事组主任。
1940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宪政期成会,雷震出任秘书长。
1946年1月,雷震出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负责协商各党派意见,迎接周恩来等共产党代表团来南京,争取国共及其它党派相互合作。 [
1946年11月,任制宪国大代表兼副秘书长。
1947年4月,在张群组阁的行政院担任政务委员。
1949年3月,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等人在上海聚会,商议办份刊物,宣传自由与民主,“以挽救人心”。刊物名字系胡适所取为《自由中国》。并曾赴溪口向蒋介石报告,取得其赞同。
1949年10月22日,自大陆抵达台湾第二天,雷震便全身心投入《自由中国》创刊工作。
1949年11月20日,该刊的创刊号在台北正式出版。在美国的胡适虽为发行人实为挂名,雷震为实际负责人,负责经费、邀稿、撰稿、校对、主持编辑委员会议等。第一任总编辑为毛子水,副总编辑为王聿修,聂华苓为行政编辑,发行部经理为马之骕。
1956年10月31日的第十五卷第九期《自由中国》杂志,封面上用红色套印了“恭祝总统七秩华诞”的大字,内容却是“绵里藏刀”——由胡适、王世杰、雷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撰写的16篇文章,主题均是劝告蒋介石尽快结束独裁专制,逐步实施宪政民主的现代政治制度。这份“祝寿专号”在台湾岛内轰动一时,先后增印了13次,印数达数十万册,被后世称为“雷震10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
此后数年,《自由中国》不断发表有关“保障人权”、“成立反对党”等议题的政论,蒋介石终于“忍无可忍”,先是撤去雷震“国策顾问”的官职,后又开除其“党籍”,最终在1960年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判其监禁10年。
胡适与雷震正式结交于1937年。那时,胡适代表北京大学,雷震代表教育部同时参加庐山谈话会。在对日本侵略的态度上,两个人大相径庭,当时雷震主张“对日抗战”,胡适则主张“忍辱负重”,初次对话曾不欢而散。因当时胡适住在教育部宿舍,得以朝夕相处,终成莫逆。雷震意见较激进,胡适则比较缓和,终其一生,雷震都很尊崇胡适。
雷震一案不能不牵涉到胡适。蒋介石重判雷震,也许含有“杀鸡给猴看”的意味在内。
当时胡适正在美国西雅图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 他曾通过多种途径,为雷震鸣冤叫屈,也曾多方进行营救,但终无结果。
10月7日晚(美国时间)雷案宣判之后,美国各报8日早晨迅速刊登报道,胡适接连两天都不敢见人,公共场所也不敢去。10日那一天他是躲在乡下朋友家里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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